面对他们，敬意会潮水般涌出心底。
从第一枚弹道导弹到第一次“两弹”结合，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神舟”飞船，在44年的艰辛历程中，在声声震撼世界的巨响里，这支奋战在大漠深处的英雄部队圆满完成了我国包括所有地地战术导弹、绝大部分战略导弹的首发试验在内的千余枚导弹、火箭以及4艘“神舟”号飞船和33颗卫星的测试发射任务，创造了共和国航天发射史上波澜壮阔的“九个第一”。这里先后走出了共和国的一位上将、3位中将、23位少将和上百名航天发射科技专家。
在“神舟”五号整装待发的日子里，记者再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见到了这些正在为载人发射做最后准备的英雄们。
广袤的戈壁滩上，一块湮没在岁月与砂砾之中的水泥发射台，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首次成功进行“两弹”在本土结合试验的地方。
当年，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老一代发射人田现坤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半蹲在弹头弹体间仅50厘米的夹缝里连续工作近2个小时，手和脸严重冻伤，鞋底粘在金属框架上。负责最后发射的7名勇士，毅然走进了距离发射塔架仅百米之遥的地下控制间，“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是他们的铮铮誓言。
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航天发射技术的进步和跨越，不仅要有敢迎挑战、无畏牺牲的勇气，更要有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实力。
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前的几十年，我国航天发射一直采取组装、测试、转运的“三分段”模式。从发射站成长起来的原载人航天发射场总设计师徐克俊，与各方专家共同努力，于1992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整体运输，进行远距离测试控制的“三垂一远”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测试发射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发射场的利用率。
不断的技术创新，使载人航天发射场的各种功能和先进技术不断完善，成为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设施设备最齐全的现代化航天发射场。在我国四次“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发射测试站仅用90分钟就完成了船箭组合体的垂直转运。发射工位占位时间由以前的10至15天缩短到3至4天，这样，发射场仅用15天准备时间便可再次利用，适应了今后空间交汇对援、空间救援等应急发射的需要，为我国发射测试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天发射投入高、风险大。发射测试站作为一线发射部队，处在最高风险点上。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发射测试站培养了一支严谨细致、作风过硬的队伍。
2001年8月，“神舟”三号飞船三舱对接后，技术人员进行严格测试发现船舱插座有一个接点信号不通。
“插座接点都是双备份，不会影响测试，一般也不影响发射成败”，协作单位的技术人员这样解释。
“航天发射哪有‘一般’”！发射测试站“固执”地要求进行全面复查。这意味着地面发射系统加注、供气、供配电等94个专业的2700余台设施设备必须重新按照标准检修一遍，工作量整整增加了一倍。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测试发现数十个插座全有问题！
为了确保“神舟”三号飞船与载人时的技术状态完全一致，发射测试站果断提出：“按载人飞船要求必须更换全部不合格插座！”于是，所有不合格插头重新设计、评审、生产，然后重新安装。
坚持真理不动摇，尊重科学不盲从，相信权威不迷信。记者了解到，在历次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发射场有5000多套设备、1000多个岗位参加载人航天发射任务，技术空前密集，系统极为复杂。发测站加大建章立制、科学管理的力度，不断强化纪律观念，针对发射测试十几个阶段、100多个节点的技术安全控制过程，建立完善了各级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和安全预案，形成了载人航天发射质量管理的新体系，实现了发射场质量管理控制由传统经验型向科学规范化的跨越。
火箭喷射的烈焰是最壮美的，官兵们的故事是最动人的，到过发射测试站的人都这样说。
高级工程师胡文全是哈军工第一期毕业生。作为一名创业者，他呕心沥血，在试验一线奋战了28个春秋。在与同事们一道探讨有关雷达设备的技术问题时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在测试站，记者听说了工程师张永双的故事——
“神舟”一号发射期间，负责控制系统指挥的他连续一个多月加班到凌晨2点，腰间布满了带状疱疹，他每天靠大剂量打针吃药抑制病情。爱人黄霞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参加四号发射任务时已有一个多月身孕，为了工作流产了。躺在床上，她流着眼泪一遍一遍地说：“不要怨妈妈，你来的不是时候……”
据不完全统计，“神舟”飞船四次发射期间，发测站官兵有976人次放弃或推迟休假，65人推迟结婚……发射站的官兵就是这样，以对祖国航天事业的忠诚，默默无闻的牺牲，唱响了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