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这场人类突如其来的灾害，在中华大地肆虐长达半年之久。付出了沉重生命代价和经济损失的中国人，回顾并认真总结半年来与非典奋战的历史，不禁深深为中华民族祖先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而自豪：中医药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具有5000年发展史的中医药学，是我们的先人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是经无数人反复实践的结晶。几千年来，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仍在为13亿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贡献力量。有人称中医学是“后科学”，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还远远未能解开其中之奥秘，就像人对自身尚缺乏认识一样，但是这些均不能够成为减弱其影响和地位的缘由。因为中医学以研究健康的维持和由疾病向健康转化为目标和动力，是依靠人的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来决定其防治实践的。中医数千年传统的精髓就在于辨证论治，任何疾病只要有临床表现，中医就可据此拿出一套治疗方案。现在如此，将来也同样如此，无论是产生新的病毒，还是出现新的变异，只要辨证论治，就都能有办法治疗。
非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全新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看，非典是一个传染病，也就是古代所称的“疫病”。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朱建平说，一部中医学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研究员张斌说，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疫病对人民的健康与生命的威胁都是很大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因疫病流行而造成“空城”，或大规模人口迁移及大幅度人口锐减现象。这应当归功于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所作的贡献。科技部“中医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贾谦教授说，中医强调内因，不进行对抗治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或称为是自康复能力由机体自行抗击“敌人”。中医既可治疗，又可预防，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历次瘟疫从未像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吴仪副总理在讲话中也指出：“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理论和有效的方法，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我们看到中医药为国人的生命与健康又一次担当重任。
中医的医学目的，是不为病而治，而以调为本，以平为期。调是调理人体的脏腑功能运动，调理人体五脏阴阳，调理天人之间的关系；平是促进人体生命运动协调平衡，促成人体阴平阳秘。这是一个前沿性的医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的尖端。
我们已经看到，国外正在开始重视传统医学，并且特别重视中国医学。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研究员说：国外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弊端，认识到丢弃传统文化的失误，开始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倡导回归自然，倡导协调共存，尊重传统，尊重自然。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包括民族医药学）在我国医学中的地位。无数事实证明，中医药学是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深、系统理论和独特疗效的医学，其科学地位不容置疑和忽视。
中医药能否治疗非典？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不仅完全可以治疗，而且疗效非常突出。
中医药对防治传染病曾多次作出过重大贡献。据介绍，1924年昆明大疫，中国就凭一根针一把草药解决了问题。为此，法国驻昆明公使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专门记述此事。卫生部中医司第一任司长、中医泰斗吕炳奎，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中日友好医院教授焦树德，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陆广莘，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路志正等人均认为对病毒性疾病的攻克，中医药自有其优势，并不因为中医无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他们说，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石家庄、北京流行乙型脑炎用中医伤寒论指导治疗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60年代流行麻疹并发肺炎，当时死了不少儿童，后来为中医设病床，与西医对比，结果不仅疗效优于西医，还不死人；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研究成果，南京名老中医周仲瑛教授研究组，采用中西医对照治疗表明，中医药组治疗的病死率为1.1％，西医对照组治疗的病死率为5.08％（P＜0.01），中医药的疗效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
非典的治疗也同样如此。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但细菌早已被概括于中医的“邪气”之中。中医认为非典属于中医“瘟病”范畴，按照中医对瘟病的认识，是由于“冬不藏精（或冬伤于寒），春必病瘟”，也就是说岁气、年时，即气候与环境因素是外因，“藏精”、“冬伤于寒”为人体内在因素，戾气时行之气为致病物质，这就是中医的“病原说”。而治疗并不是一味地与病毒对抗，而是既注重祛邪，更注重调护病人的正气，并使邪有出路。正如瘟病大家叶天士所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结，势必孤矣。
今天，中医在抗击非典战斗中，正是采取了这一战略战术，取得显著疗效。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临床治疗非典过程中，共治愈97例病人，患者平均退烧时间为2.97天，平均住院时间为8.6天，医务人员无一人感染，病人无一例因病情恶化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而死亡；还有37例外转重症病人经会诊治疗，也无一例死亡。在整个非典治疗期间，该院创造了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的奇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马奎尔博士4月7日在广东省实地考察时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考察时同样对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种经验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对世界其他地方防治非典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的非典隔离病房，某些中医严格遵循中医的传统理论进行治疗，也取得良好疗效。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赴胸科医院医疗队，在西医治疗基础上采用中医药治疗了42例，同样取得很好疗效，其中有37例很快康复出院，5例因病房改造移交其他病区继续治疗。因其患者服中药退热快，症状消失快，引起驻胸科医院督导指挥小组的重视，成立了以广安门医院医疗队为牵头单位的中医药SARS防治协作组，负责赴胸科医院各医疗队的中医指导及会诊工作。
在国家中医药局SARS临床研究项目设计研讨会上，副局长李振吉说，北京地区、中医药局、科技部等19个中医药临床研究课题初步取得成效，在平均缩短发热时间、改善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减少激素用量等方面，中医药都具有一定效果。参加研究课题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主任仝小林说，在西医治疗后的病人，改用纯中药治疗的占56％，观察在降温、减少激素副作用、缩短病程等方面，已显示出作用。
据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中医组统计，截至5月28日，北京市接受中医药治疗的非典病人超过50％。北京佑安医院中医科主任李秀惠说，病人可喜欢喝中药了，只要能够正常进食，一般都不拒绝服中药。一是觉得多了一个战胜疾病的方法，再就是因为中药的效果的确很好。在佑安医院的病人，服中药好转后，又请中医大夫为自己亲友开中药，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有人称中医是中国文化保存最完整、唯一没有中断，且力量最大的传统文化，也有人称它为中国文化之“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国将发展中医药学写进了根本大法——《宪法》。
发展中医药，关键是要培养出一大批名医来。培养名中医，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医院校的教育。中医吸收了传统文化很多学科的精粹，它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很多学科基础之上。古代名医华佗、孙思邈、张仲景等人均因注重培养自己深邃敏锐的哲学思想和触类旁通的医学灵感，具有传统文化的素养，才使得他们达到了中医学的巅峰。目前我们的中医教育在这方面有不小的差距。邓铁涛教授说：中医药院校目前培养不出高明的中医，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也是令人担忧的事。中医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居然有不少人不愿当中医或是连中医院都不想要，这种状况值得重视。
培养名中医也要借鉴历史的经验。古代、近代的许多名老中医都是师带徒出身，这种自古留传下来的教育制度沿用了很久，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个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好方法，是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重要途径。因为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更适于中医自身规律，中医这门学科要求严细，实践性强，辨证论治灵活多变，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方法，尤其是具有一技之长或绝招的继承，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学到的，而是出于老师的口传心授，有些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法及技巧，无不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需要名师的点化。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中医泰斗的吕炳奎教授，今年二月向全国老中医发出呼吁：为了让中医药事业得以真正传承下去，大家都要带徒弟。他说，五千年来，中医药学一直以带徒弟或父传子的教育形式传承至今，并且历代均是名医辈出。而近几十年来，将老中医药师们带徒的形式给淡忘了。实际上历代的名医不但是学徒出身，而且也都是中医药学的教育家，故有名师出高徒理念。他指出，发挥老中医药师的余热，不应只是治病，而且还要让他们带徒，传授培养继承人。
当今，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期待中医的振兴，广大群众也同样期待中医的振兴。大家期望在振兴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像抓振兴国粹京剧那样，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孩子们抓起，使中医发扬光大，造福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