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湘学统，论者多引《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一句，将湖湘学统的开创之功记于胡宏名下。其实不然。“湖湘学统”最早是由南宋学者提出来的，并非始见于清初的《宋元学案》；学统也不开自胡宏，而应以周敦颐为始倡之人。
对湖湘学统首次作清晰而全面描述的是晚宋大儒真德秀。据《宋史》本传记载，自嘉定末年至绍定初年，真德秀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以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以周敦颐、张栻学术勉其士。”他对书院也很重视，令湘乡知县徐质夫建涟溪书院，并题其堂曰“春风”；到岳麓书院主持祭典，修复州学，发布《潭州劝学文》、《潭州示学者说》，以推动湖湘学术与书院的发展。就是在《劝学文》中，他明确提出湖湘学统的问题，其文如下：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墙承謦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而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光绪《湖南通志》卷62。按《真西山文集》卷40亦载此文，惟文字稍有不同）。
非常明显，在真德秀看来，南宋后期盛于全国的湖湘学派，以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而著称，而考其学术源流，则由前期的周敦颐（元公），中经胡安国（文定公）、胡寅（致堂）、胡宏（五峰）父子，近则张栻（宣公）、朱熹（文公），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统。在这个学统中，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河洛，有开山之功；胡氏父子设教衡岳，对湖湘后学多启导之功；张栻、朱熹二先生则阐明理义，集诸老大成，更被推为学派的旗帜，其著作“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
宋宝祐元年（1253年）八月丁末，永州知州会稽人虞□率诸生到州学祭祀孔子，作《永州学释奠诗》，诗前小序称：“惟湖湘理学自周元公倡之，五峰、南轩继之，远有端绪。”诗中也有“正学昭昭贵力行，湖湘一派到于今。好翻愚岛词峰手，密察濂溪理窟心”之句。其对湖湘学派的表述虽然略嫌简单，但勾画的轮廓清楚，强调周敦颐对湖湘理学开创之功的论点亦极鲜明。一个官于斯土的外地人能有如此认同，可见此论应为当时士人的一般共识，应该视作学术公论深入人心的表现而予以特别注意。
由上可见，湖湘学派在南宋已然构建其学统，并得到士论公认。
需要指出的是，湖湘学统的确立与湖南书院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作为理学祖师也即湖湘学派祖师的周敦颐受到书院的尊崇，湘南地区纷纷建立了以其名号命名的书院，如郴州的濂溪书院、永兴的濂溪讲堂、道州的濂溪书院、宁远的濂溪书院、宝庆府濂溪书堂等。其中以道州的濂溪书院最为有名。景定三年（1262年）冬，宋理宗在缉熙殿御书“道州濂溪书院”六字，“以旌道学之派”，知州杨允恭鼎新书院并增建御书阁珍藏之。完工之后，“则集郡士相与勉之曰：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这与张栻当年在岳麓书院倡导的教育方针如出一辙。
其次，张栻、朱熹的弟子在湖湘各地新建、修复书院，倡导师说，使朱张之学得以盛行。在平江有吴雄的阳坪书院，湘潭有钟震的主一书院，醴陵有黎贵臣的昭文书院，衡山有钟如愚的南岳书院，常宁有袭梦锡的芹东书院、王习隐的鹅湖书院，黔阳有饶敏学的宝山书院，靖州有黄的作新书院，武冈有何季羽的紫阳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创建者、主持人，或从学张栻，或受业于朱熹，亦有兼师朱张的，形成一个朱张学系的书院群体。他们在院中的教学与学术活动，影响着一方士气学风。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朱张之学传播并根植于湖湘大地，使书院在湖南繁荣昌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