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大年，是北京人的老礼儿，其中特别要看望的是自己的恩人。在北京，戏曲、曲艺界对这一老礼儿是看得最重的。而侯先生则是坚持这种老礼儿较为突出的一个。在我参加曲艺家协会、现代文学馆等单位为侯先生联合举办的85寿辰的纪念活动中，他对拜年的重视一再地被人提到。除了这些故事都十分感人外，恐怕还在于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崇高人品。而人品，则是侯先生最终能够成就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为此她找了欧阳予倩。欧阳予倩经过仔细思考，把侯宝林推荐给了她。就这样，贺健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了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她接连好几年去，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每次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宝林拜的全是他的恩人。在他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这起缘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相声遇到的一次困难。
有一次在工厂演出，有两位相声演员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下了台。这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注意。有的同志觉得“相声已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消了。这一来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饭的程度。对此，文化部负责同志十分关心。在北京市文化局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文艺界领导同志劝他们去找找老舍。当时，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写出了几个新段子：《菜单子》《文章会》等。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在西单商场演出了。当时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撤销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就此又“活“了。所以侯先生对老舍先生念念不忘，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扭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
除了像老舍这样的大人物外，侯先生对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也是每年必拜年。
说起来原因倒也简单。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而没钱住店。他只好到处借宿儿，经常睡在戏棚子里。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老欠着租被子的钱。那家人姓马，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就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还有就是侯宝林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他的钱只够买俩“两面焦”，吃不饱。如果按晁师傅的做法，给他用现买的小米面和剩火给他烙，他就能吃五个。这样儿，他就可以吃饱了。那位晁师傅几乎每天如此。所以侯先生终身没忘！每年都要给他们拜年。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儿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什么‘无产阶级道德’之类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从而，使他不仅没受“四人帮”那套歪理的影响，反而一直这样儿坚持做了下去，直到他自己挨斗时，仍一直坚持给这些人拜年并在经济上接济他们。有些人生活好了，像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他就陪他去喝二两。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帮助并不难，但年年如此，永生不忘，这就不是个简单的知恩图报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境界了。
那次纪念盛会，发言的高潮是舒乙先生。他说，侯先生不仅净化了相声，而且使相声登上了中国的最高舞台——春节联欢晚会，侯先生是功不可没的。但使侯先生能够成就这么大贡献，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是新中国的成立，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也就都无从提起；其二，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非常喜欢听相声，特别是侯宝林的相声；其三，就是老舍。那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些故事。他的总结，不仅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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