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学人文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岳川教授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意向、基本价值、知识谱系、关注问题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差异，并从学术思想独特性出发，根据其生存语境、学术背景和基本特征将他们分为七代：
“世纪初一代”，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五四一代”，其代表人物为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郭沫若等；“30－40年代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冯友兰、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茅盾、叶圣陶、贺麟、钱钟书、冯至等。这几代人或者国学功底深厚，或者学贯中西，皆蔚成大家。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根据其学术功力、历史命运、学术风格和在学术界的地位，将其分为“50年代一代”、“70年代一代”、“80年代一代”和“世纪末一代”。王岳川教授对“世纪末一代”的描述是：他们是关注当下和世俗化生存的“开放的一代”，或关注“身体”的安适满足或以“漂流”为命运的一代。当然，王岳川教授也指出，如何评价这一代，如何看待这一代的发展，当让历史本身来做出判定。因为这一代仍属于成长的一代，他们真正走向学术前台，将是在21世纪的初叶。
我赞赏这种颇具历史感的描述，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学者或知识分子是有代际之分的，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换旧人”。但与王岳川教授对世纪末一代倾向于批评和静观的态度不同，我对这一代学人有着强烈的信心和热切的期待。世纪末一代学人亦即我理解的新生代学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在80年代的启蒙中长大，具有与前辈不同的知识背景、思想观念和学术视野，相信他们不论对于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对于新兴的前沿问题，都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探讨角度、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结论，从而推进学术发展。
当然，以推进学术发展而论，“老生代”的声音可能更为浑厚，他们是近黄昏的无限好的夕阳；“中生代”的声音可能更吸引读者，他们是悬于中天的红日。这也是许多出版社紧紧盯住“老生代”和“中生代”中的著名人物的原因，也是“新生代”著作出版难的原因。新生代正处于学术生命的黎明或清晨，朝霞在晨曦中微露，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没有朝霞，就不会有正午的暖阳和绚烂的晚霞。今天的大师曾经是当年的新生代，今天的学界领军人物，也是从自己的第一本书出发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记得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出版过程中的艰难、焦灼和喜悦。学术的发展不是自然的轮回，它需要人为的推动和努力。
我愿意自己是一个喜欢在朝霞中伫立的出版人。
应该相信，新生代学者或知识分子中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秉承“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将自己的生命和学术联系起来；他们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和社会中的未知领域，以思想的光亮去蔽、去魅，通过灵性的感悟和严肃的学术研究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进而开拓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新境界。
记得在丛书第一次编委会上，陈平原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席话：不要指望全中国最优秀的学术著作都纳入这套书，也不要指望今天的新生代成为将来的大师、大家。这样的目标太过高远，无论优秀的著作，还是大师胚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况且一个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不仅需要处于金字塔尖端的大师和大家，也需要优秀学者群体的支撑。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不出烂书，而给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一个面世的机会。
陈教授的话虽然似一盆冷水，却非常实在。如今，这套丛书已经出版8种，在具体运作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陈教授所言的真理性。一代人的知识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一本书所能讨论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一个人一生所能达到的境界是有限的，一个年轻学人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更是有限的，只希望通过我有限的努力，为学术史的长河增加几条细流，使它以更大的能量奔涌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