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校注》 中华书局 定价六十元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是中华书局独具特色的重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之一。对于佛教基本典籍，它不是简单影印旧本，而是新做校勘、标点、注释等，因反映了目前的研究水平和新的时代特色。自1996年杨曾文先生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出版之后，该规划项目的出版沉寂了七八年之久，终于在2004年初又推出一部令人瞩目的《法苑珠林校注》。它篇帙浩繁，内容丰富，是诞生于初唐时期的一部影响深远的佛教类书，而整理校注者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则是当代大名鼎鼎的佛学研究专家，其标点注释成果当无愧于盛名。作为《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规划的起草人和组织者之一，我亲历了《法苑珠林校注》编辑出版的绝大部分过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现仅就其编辑工作谈两点感想。
一、有些古籍整理书稿确实属于抢救遗产性质，要千方百计地抓紧发掘整理，编辑出版，万万不可迟疑耽搁，延误时机。以《法苑珠林校注》为例，该稿原是周叔迦先生对蒋刻本《法苑珠林》的点读批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即已初具规模，曾送中华书局审理。作为一部未完成稿，还有大量基础工作有待于继续完成，尤其是校勘方面，原来只是参考日本《大正藏》校正了蒋刻本中的避讳字和部分明显错字。如此大部头书（共100卷，约200万字）的版本对校工作和对于类书引文必不可少的他校工作都还没有进行。原准备退给周叔迦先生补充修改，可是相继发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此事突然中断，而周叔迦先生也于1971年去世。历经浩劫，所幸书稿尚存，书局编辑部于1975年年底辗转托人将遗稿转交到周绍良先生手中。
80年代初，中华书局制定了《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规划，开列了第一批22种书的拟目，《法苑珠林》即列入其中。周绍良先生曾几次请人对《法苑珠林》稿进行补苴整理，均因年事太高而不克完工。1991年苏晋仁先生接手补注工作，着重于尽可能补足全书引文的出处卷数，于外典补者尤多，文字亦有所刊正。经过苏先生的续补，《法苑珠林校注》始于1999年年底发稿。原稿所缺的繁重的校勘工作，原计划在初校样排出后请苏先生从头补做，不料苏晋仁先生也于2002年4月去世。但是，在两位老先生都已去世的情况下，发稿时的责任编辑毛双民同志毅然承担了全书的版本通校和校勘记改写工作。他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所反映的9种雕版大藏经的文字为依据，穷年累月日复一日逐字逐句地校核勘覆，推敲斟酌，亲手补写的两千多条校勘记中摘要。实际上自2001年7月起，毛双民同志就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去了。他做的这些后续工作，远远超出了一般编辑工作的范围，体现了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古籍整理工作者的社会良知。古语说：人存事兴，人亡事废。幸亏遇到了苏晋仁先生和毛双民同志。没有苏先生的精心续补和毛双民的无私奉献，《法苑珠林校注》是不可能以灿然一新而相对完整的面貌问世的。
二、富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优秀的古籍整理图书，是众多参与者辛勤努力优势互补而倾心结出的同心之果。作者决定书稿的主体质量，编辑决定图书的最后定型，二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有些底子不错的书稿，之所以不能成为足以传世的精品图书，主要在于责任编辑的浅尝辄止、随波逐流，见到名家就腿软，抓到稿子就抢发，匆匆忙忙，浮皮潦草，只有排版和印刷，没有审读和加工。而精品图书无一例外地少不了责任编辑的精心打磨，增光添彩。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千方百计的敬业精神，审读时的求全责备、披沙拣金、权衡掂量，加工时的拾遗补阙、增订润色、刮垢磨光，通过磋商探讨，推敲核定，上述这些周到细密的编辑劳动逐渐熔铸到原稿中，成为图书产品的最后定型剂和萤光剂。
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编辑工作含量，优质的原稿就可能像石中玉、尘中珠一样被遮掩埋没，图书产品就不可能去粗取精，以其内在的优良品质示人，也难以锦上添花，焕发出超凡脱俗的光彩。从图书出版的生产流程来看，精品与凡品的差别就在于此，训练有素的老编辑与入门未久的新编辑的差别也在于此，名牌老社的优良传统和品牌优势主要也在于此。愿年轻的编辑能够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以培育和增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为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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