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春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似乎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全景式地记录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起因与推行全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能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似乎更难想象这样强烈的反响竟然率先产生在都市。当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在去年第6期选发了《中国农民调查》的部分篇什时，杂志社和作者就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电，《当代》杂志一再加印，各地仍是供不应求，很多人来信说“买不到这期杂志”，7家出版社争抢单行本的出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时间出版全本，篇幅比《当代》杂志厚了三分之一。
这是一本怎样的报告文学？它有何魅力让习惯了关注时尚阅读的人们以先睹为快？难道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上数三代，没有一个城里人”？还是因为“中国农民”问题终于成了政府与大众关注的焦点？
答案绝非如此简单与表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书系中，以农民、农村和农业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能算少，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一部深受众多读者青睐？我更愿意用该书作者的一段夫子自道来作为问题的答案所在。陈桂棣、春桃夫妇说：当我们“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正是这一连串的“想象不到”以及作者对这一连串“想象不到”的真实而不是虚媚的记录才导致了不少读者“含着泪水读完了这部作品”。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看到如此敢于直面人生、与严峻现实直接对话的作品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调查，终于让读者看到了久违的报告文学最突出的“真实”这一品质。差不多4年前，湖北的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时任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凸现出来，后来由此而生成的图书《我向总理说真话》同样赢得了不错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农民调查》的成功也在于“说真话”；在于题材重大而敏感，系统性、全景性地观照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问题；在于现象揭示与理论评述的完美结合；在于近距离或者说无距离的现实性；在于特有的功能性：提出农业体制综合改革的新思路……
但文学界是不是更应该借此反思：为什么现在直面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少？矫饰和逃避会不会让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作茧自缚？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重大而敏感的课题，有多少作家敢于涉猎并能够胜任呢？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应该是被动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热销充分肯定了我们中国读者的阅读素养和政治热情，我们仍需要文学的济世之心。希望《中国农民调查》能在赢得读者的泪水和思考外，在促使更多的人关注、了解、体察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严峻并加速解决的道路外，也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重归现实路点亮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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