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一组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 2002/2003》，其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98年,在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从第61位上升到第37位,但在工业绩效驱动力排行榜中,中国的技能指数只是从第64位上升到第62位。还有一组是《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提供的：2001年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日本为12.33年,我国为9.47年,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日本达28.3%,我国只有5.8%,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日本达到52.8%,我国仅为22.8%,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日本仅为18.9%,我国高达71.5%。
在我国的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用人思想成熟，加上职业教育界自身的努力，这一地区的蓝领人才的培养已基本形成了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办学模式，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出方面进入了良性发展。
同东部发达地区的良性发展不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还有着许多的困难。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蓝领人才的培养因为这个地区的特殊性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尽管有着东部发达地区蓝领人才的培养进入良性发展这样的亮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困难和东北地区的困惑。各地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要求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必须建立一些基本的理念。
两组数据，前者说明我国的劳动者技能指数的提高明显落后于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后者说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缺乏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大军。
现实中,中国的许多企业都会碰到这样的尴尬 引进了世界一流的生产线,却苦于没有人才去操作,该发挥的效益发挥不出来。事实上,因为缺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我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总处于难以明显提高的状态。
既然对俗称为“蓝领”的技能人才的高素质如此需求，那么我国目前针对蓝领培养的职业教育体系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仅仅在1997年，这家学校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但是他们抓住上海要建世界级规模的化学工业区这个契机，以入驻上海化学工业区的中外知名企业为服务对象，和企业密切合作，走出了一条充满活力的办学道路。学校的“拜耳班”是这种活力的体现，这个班是该校与德国拜耳（中国）有限公司合作的结晶，其设立是为了向拜耳在上海化学工业区的生产企业长期有计划地培养其所需的操作技术人员，在这项合作中，学校要按企业的要求向其提供质量合格的高技能人才，企业则为获得的人才“埋单”，同时还介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这样的合作让学校和企业获得了“双赢”，学校有了办学经费和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目标，企业则获得按自己要求培养的人才。
企业在其中尝到的甜头促成了东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青岛平度职教中心从1990年开始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开展“双元制”职业教育项目，14年来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服务。1995年，海尔集团在平度投资开办分厂，其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平度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并不占什么优势，税收政策与全国大致相同，而平度职教中心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能够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海尔集团平度分厂1100名员工中，900名是平度职教中心的毕业生，他们的高素质、高技能使这家分厂取得了年均36%的增长速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冰箱出口基地。
像上海和青岛平度这样的例子在东部发达地区有很多，比如在浙江，近5成的职业学校与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江苏，校企合作办学让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由低谷期2000年的19.5万人攀升至2003年的39.4万人。企业因为依靠职业教育而取得的发展是非常实惠的，同时企业反哺教育，让教育受益，从而让自己更加受益，东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由此进入了良性发展。
由于产业更新缓慢，经济的拉动力不够等原因，西部地区的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很小，有些企业近几年甚至很少招工，这无疑限制了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贵州省商业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招生分数线甚至高过了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是，1990年至2000年间，这个学校却走了一段下坡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就业的出路。
有些行业盲目拔高用人的门槛也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比如像银行收银员这类本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就可做的事，却动辄被用人单位要求为大专以上学历。类似这样的事使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出路又少了许多。
就业总量小的现状使西部许多地区的职业学校在面对用人单位的时候处在弱势地位。贵州省商业学校副校长平文英告诉记者，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已能做到向用人单位收取费用，但在贵州，学校还处在有求于用人单位的阶段，学校培养的学生能有单位用就不错了，有时为了就业，在实习阶段学校和学生还要向用人单位支付实习费。
因为就业市场小，贵州的职业学校每年约有50%的学生流失到广东、华东等地。虽然职业学校的学生每年都要付学费，但是从教育成本看，培养一个学生还是要花去不少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这意味着贵州每年在花不少的钱为东部发达地区培养技能工人。对此，贵州省教育厅的胡晓对记者无奈地说：“我们只能想开一些，毕竟，这些每年外出打工的贵州人往回寄的钱有100亿之多，这些回到贵州的钱仍会促进贵州的发展。”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困难是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
新兴产业的发展给这个地区带来的冲击是明显的。一些新兴产业区如大连开发区、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东北大学软件园区和大连旅游度假区对新型蓝领人才的需求很旺，如拥有1300家外资企业的大连开发区，每年用工的新增需求量就达到了1.2万人，这无疑给当地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
但是，东部发达地区企业积极参与办学的现象在东北并不普遍。很多企业在用人上还是短视的“拿来主义”，即那种“学校培养好了学生我拿来用就是了”的观念，很少有企业拿钱出来主动培养自己的蓝领人才。如何和企业共谋发展，是这个地区今后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也给当地的职业教育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即老员工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当地的职业教育在培养新人的同时，还需和当地政府和企业一起探索出一条如何在职业教育上服务于这些老员工的道路。
树立因地制宜的观点就非常重要。广东的经验非常好，但不一定适合大连。最近教育部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产教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的“以就业为导向，实行产教结合”的理念非常好，但是如果要在各地开花结果，就必须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做得较差的地区可以向做得好的地区求经验，但切不可生搬硬套，搞起“模式化”的东西。
有序发展也很重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多办几家职业学校。广东顺德明确规定各单位、行业组织的培训凡可在现有职业学校进行的，不能另行办校办点，改变了过去办学混乱、管理不规范、教育资源浪费的状况，之后他们又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集约办学、资源共享的办学模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政府的统筹和规划非常重要。
职业教育还必须明确自己不仅是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是也是服务于在校学习的学生的。经过职业教育的学生，有一技之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这样在他所学的技能不能给他带来就业的时候，他还有能力继续学习新的技能，实现转岗就业。说到底，职业教育必须为学生的终生发展负责，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整体应变能力。
另外，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要走出只是学校教育这个范畴，树立起终身职业教育的理念，让在生产一线的职工能够得到经常性的职业培训。当然，这不只是职业教育界的事，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力量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