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的非常重要的年份。文学战线也一样。每年全国几百家文学报刊和出版社不断地发表和出版大量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近千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等更不计其数。文坛总体上生机勃勃，新人辈出。当然在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也存在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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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学队伍进一步壮大，但其构成产生新的变化。这表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增加到7000多人，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会员超过45000人。而实际创作者的构成比例中，专业作家在减少，业余作家不断增多，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没有职业单位的自由撰稿人显著增加。青少年和女作家创作的比例在上升。各少数民族都成长起自己的作家群。少数民族新人的作品很多。2003年底第二届女性文学评奖竟有89位女性作家的59种小说、诗歌、散文和理论批评著作获奖。固然专业作家仍然是文坛的中坚，许多名家皆有新作。但在报刊发表作品的大多数作者都是非专业的。他们或是编辑、记者、工程师、教师、学生，或是官员、将军、外交官，或是工人、农民、打工仔。这说明文学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中虽仍处于边缘，但爱好文学、投身文学的人群却不断扩大，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仍然很高。青年乃至少年作家进入文坛，这已是多年来人们习见的现象。
第二，涌现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努力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作热潮。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作家协会这一年都多次组织大批作家深入现实生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采风。这方面报告文学走在前列，产生了像《光明行》、《国难》、《风雨长征号》、《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大运亨通》等大批好作品，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入的采访，为读者报道了深刻变化的现实，既讴歌时代前进的宏伟步伐，也严峻地提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像长篇小说这样容量厚重，需要更多时间创作的体裁，也有许多作品迅速反映变革中的现实。多年来一直关注和追踪现实前进步伐的长篇小说作家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仍继续致力这方面的创作。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由谈歌、关仁山、陈冲等分别写成的《一方水土》长篇小说丛书4部，以及广东、浙江、北京等省、市出版的《大江沉重》、《大路朝天》、《澄江情》等，分别描写城乡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所经历的艰难和新旧力量的冲突与搏斗，也给读者以比较新鲜的印象。此外，诗歌、散文领域反映现实，表现人们生存状态，呼吁关注弱势群体，弘扬社会正气的作品更不在少数。全国作家从写重大工程到歌颂各地的建设，从写官场的斗争到写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三贴近”的题材非常广阔。特别让人感动和振奋的是在“非典”猖獗期间，我们的作家、诗人纷纷投身第一线，写出了如《国难》（徐刚）、《sars危机》（柳建伟）等许多歌颂白衣天使，歌颂不怕牺牲、战胜困难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坚持“三贴近”的创作热潮是多年来所未有的。
第三，随着创作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提高。2003年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继续旺盛，无论写近历史还是远历史，作家都在竭力塑造好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的形象上取得新的成就。这一年来历史创作的热点是对于毛泽东的怀思。像王朝柱的《延安颂》、张天民的遗作《青年毛泽东》、蔡诗华由百多首诗组成的《走近毛泽东》、商泽军的长诗《诗人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亲属李敏、孔东梅等回忆他的文学作品，以不同文学形式多侧面歌颂和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的崇高而亲切的形象，力求把人物放在复杂的历史冲突和社会关系中，通过更深刻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和人性深度，去突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有反映农村的，写城乡生活的，写军人新貌的，写知识分子女性心路的，多姿多彩。
第四，文学更多利用电子媒体包括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络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已成为文学争取广大的受众，从边缘回归社会关注中心的一种积极的动向。从前作家怕“触电”，现在已变成纷纷争取“触电”。2003年小说家纷纷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已成为文坛突出的现象。江苏报道该省作家就有周梅森、苏童、叶兆言、黄培佳、范小青、毕飞宇等十多人不断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本。北京的刘恒、刘震云、海岩和部队的柳建伟也如此。周梅森继《最高利益》之后又将《绝对权力》、《国家公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被中央和地方许多电视台转播，反过来又促进小说的推销就是一例。刘震云的电影《手机》成为贺岁片，又改为长篇小说，则是另一例。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也大体如此。将散文和诗歌做成与音像和朗诵相结合的光盘，举办将诗歌散文与音乐、朗诵相结合的晚会，已成为2003年相当普遍的文学景观。至于网络文学的普及，2003年文学网站的建立已达2000家，这一年我国网民已近8000万，可见网络文学可能的覆盖面何等之大，实在难以轻视。其中作品固然鱼龙混杂，但网络将成为文学最重要最广泛的传播手段，已无疑义。第五，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思维活跃，在前进探索中重视方向性倾向性问题的研究和反思。2003年文学理论批评在推荐优秀作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各有自己的长处。前者比较及时，后者更有深度。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003年理论批评界还积极提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和发展，注意文艺思潮中的倾向性问题，特别重视文艺创作中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并质疑反理想、反崇高、反文化的种种论调，对“个人化”写作进行反思。无论媒体评论和学院评论，都已不是一味唱赞歌，而严正地批评应该批评的倾向。如批评某些电视连续剧随意改写历史，以小历史去颠覆大历史，胡乱搞历史翻案的做法，也批评标榜“人性深度”的“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包括像对《阿Q正传》和《沙家浜》的胡乱改编。有的评论著作还指出某些文学创作如何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新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文学理论界也提出种种新的见解，如王元骧的实践论文艺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还有陶东风、陈晓明、金元浦等提倡文艺学扩向文化时尚研究，童庆炳、胡经之分别呼吁建立文化诗学、文化美学等，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和探索的走向。
2003年文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明显的。历史题材创作中的胡编乱造，现实生活长篇中的新的模式化，还有性心理、性行为描写的泛滥，艺术想象的不够丰富和原创性努力的削弱，以及哲理思想的匮乏和不足，这一切都导致文学创作中量胜于质，具有高度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仍然不够多的缘故。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混乱也引人注意。在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的理解上背离辩证唯物史观，把人的描写从特定的社会历史中抽出来，并将历史地发展的人性抽象化，阉割人的社会性，将人性降低为生物性乃至将人的性欲视为人的真正本质。这种源于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媚俗倾向和推销策略相结合，在创作中不仅卷起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波浪，还煽起一股鼓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无耻主义的性描写的歪风。这些都是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去加以认真解决和匡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