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打从内心尊敬的人称为老哥并不是我的创意。
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这种称呼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觉得这样非常好，不仅符合自己的身份，对被尊称者也再合适不过。随后我就这样叫了。老哥听到我换了这种叫法，过了好久才问我：“我真的老了吗？”不知道早先那些如此称老哥的人是不是也接受过如此疑问，至
老哥叫刘益善，30年前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在《长江文艺》当编辑，此后便在那几间平凡而充实的斗室里一天接一天地忙碌着。我们正式认识的那一年，老哥已是副主编了。现在，他在主编任上也干了多年。在正式认识老哥之前，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老哥说起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30年来整整写了30本日记，记录着许多被岁月模糊了的文坛中事，以至于许多人时常向他求证已成历史的一些事情。我当即笑他，自己最早出现在他的日记里，一定某某等人中的那个等。这件事情老哥的确不记得了，那时候他受委派去鄂东英山县为诗人熊召政的一件纷杂之事做些善后工作，而我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写小说即使在县城里也没有丁点名气的业余作者。别人告诉我说谁谁来了，完全是出于好奇，想见见那些胸怀伯乐之才的编辑是何面目，我就跟着别人去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与这个后来被我称作老哥的著名编辑著名诗人见了一面。老哥正在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又匆忙奔向汽车站，在等车的那一刻里，我们站在街边买了些油条稀饭，老哥坚决要付所有的钱。老哥果然不记得那一刻里非常感动的我，他边笑边说，我该给他当年买油条的款项付利息了。听他这一说，我又觉得惭愧，这么多年，自己不知请过多少饭局，唯独没有请过老哥，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一有这样的机会埋单的总是老哥。埋完单后，他还要关心我们，当纯文学作家稿费得来不容易。1996年我的四卷本个人文集出版后，曾经挑朋友熟人送了一些，不知为什么竟然忘了老哥。后来的某天，老哥似是无意地对我说，他的书柜里有方方等人的文集，就是没有我的。一句话说得我脸皮都快红破了，忙不迭地表示要将自己存档的仅有一套书送给他。老哥笑一笑，大度地表示这倒用不着。
逢到不认识老哥的陌生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自己,总要将他的名字介绍为多多益善。其实善良的老哥也会做出反善良的事情。1992年夏天，老哥约我为《长江文艺》写部中篇，因为事情多，耽误了，到9月时老哥一连写了几封信，限我在9月10日以前务必将稿件寄给他。从收到信算起，老哥只给了我1个星期的时间，那几天我又感冒发烧到39度几，硬撑着将那篇名为《秋风醉了》的中篇小说写完寄给了他。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非要我删去其中的一些文字，偏偏我又惜字如金，最不爱删改自己的作品，何况是在高烧中写就的文字。在电话里我据理力争，老哥却不让步，振振有词地数出一二三四几条理由，让人由不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是“周剥皮”！
对待文学，老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洁癖。那几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长江文艺》每年都要举办不下两次笔会。老哥办笔会向来是动真格的，别说游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会像生产队长一样敲门叫醒，到了吃晚饭时，他又会笑眯眯地逐个询问，了解谁谁当天写了多少字，弄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虚报假报，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在没有时兴电脑时，老哥对那些字迹潦草的手稿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弄到几本稿纸很不容易，我一向下笔极其谨慎，哪怕是初稿也极少有涂改，为此老哥经常将我作为榜样。老哥作风严谨，细致入微，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休想从他所写的手稿中找到一只墨团，这样的细节同样贯穿在老哥对文学的欣赏与编辑中。
那一天，与老哥在一起，先是发现我的头发也白了些许，继而便是老哥的自嘲。因为白头白得太多，老哥开始定期上美发店焗油，又因为头发掉得早且多，焗油时人家只按半价收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桑中的老哥性情却没有变。今年早些时候，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告诉我，《长江文艺》将要发表他的一篇小说，同时还要附上评论文章。姑且不论年轻，单是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的艺术理念能在有着60多年传统的文学期刊上出现，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我更是特别地为一点也不老的老哥高兴。后来，老哥如实告诉我，尽管自己并不欣赏这类作品，他还是愿意用一种宽容之心来接受这样的写作。老哥的心的确有宽厚。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周介人先生。那么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远得活着的人无法想象。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恨死了自己，那时候并不是不了解他的病情，而是不相信周先生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脆弱的。早知道周先生也像平常人一样，心律，脉动，脑电波，都有可能在重创之下永远消失，我非要为他写上10篇文章，哪怕别人说自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哪怕别人背后嘲笑这不过是在投机取巧逢场作戏。可现在，再多的文字周先生也看不见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痛。正因为如此，我才明白，许多事情是不可犹豫不可观望不可环顾四周而等待的。譬如老哥，人好，心地好，很多人都喜欢他尊重他，我就该当面对他说，这不是他在乎和不在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