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较早，总结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当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写了一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论。在这一论著中，他用马列主义观点，写了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因为若干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导致起义军失败的过程，并论述了其失败的教训，指出最主要的教训是“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没有“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195页—196页 。《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10日脱稿，从3月19日开始，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连续刊载。这篇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不久，这篇史论传到了延安。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
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书信选集》241页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毛泽东这时对胜利时易犯骄傲的错误、对干部腐化会失去人心等问题都有认真的思考。1949年3月5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在即的时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9页 至此，著名的“两个务必”作风的规范提法形成了，并作为对全党的要求正式写入党的文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临行时，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勉：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甲申本是我国干支纪年法中的一个组合，60年一个周期，并无其他意义。但由于在历史上不同的甲申年里上演过大悲剧和大喜剧，所以，甲申年也如同发生过变法的戊戌年、发生过革命的辛亥年一样有了特定的意义。从1944年到2004年，甲申又轮了一个周期。在又一个甲申年到来时，我们已进入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十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抚今追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甲申年一定能像上一个甲申年一样，成为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途上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