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程水金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从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的角度，研究先秦散文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庆幸当初的选择。因为，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发展的源头，先秦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追溯中国传统文化发轫时期的心路历程，探寻华夏民族童年时代的文学足迹，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更重要的是，在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以传统的人文精神为资源，重构理想的未来人性，培植新型的情理范式，再铸炎黄子孙的“民族心魂”，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20世纪以来，对先秦思想文化与散文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然而，学科分类的日趋精细，虽然对于研究的深入有着突出的成效，但学科领域的分工太细，也容易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蔽障。各学科“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更易形成“理障”。如果能够摆脱学科的局限，将文学、史学、哲学融铸在文化意识的范型之中，以宏观上的理论建构拉动微观上的文本考察，又以微观上的文本考察支持宏观上的理论构想，以文化意识与文学形式相贯穿，在融贯经、史、子，会通文、史、哲，并充分吸纳现代考古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为先秦思想文化与散文文学的发展勾勒一条新的流变历程，这应该是值得我们花大气力用心探索的领域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尝试。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原典阅读与深入思考，我确信，中国早期文化的演进路径，大致经历了巫卜、史官与士人三个相互蝉联的发展阶段。以此为参照，先秦散文亦可分为相应的三个散文系列。这三个文化类型及与之对应的三个散文系列，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反映着各自所属的文化意识，在形式上也与各自所属的特定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大致说来，这三个文化类型与散文系列的演变，在文化特征上经历了蒙昧、理性与自由三个阶段，其发展方向是从宗教神学到人伦日用；在文学主题上也经历了蒙昧与开化或野蛮与文明、束缚与自由或桎梏与超越两大宏观母题的变迁，其变迁的路径是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社会的冲突；在思维模式上遵循着人类思维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规律。
由于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视域之中观照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发展演变过程，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思考某一具体问题，因而就有可能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某些现象。例如，在考察史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发现在西周末年的厉王、宣王、幽王、平王之世，以西周初年的鉴古意识为基础，形成了一股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社会思潮。在这股鉴古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曾经有意识地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择整理了一批历史档案。这就是29篇今文《尚书》大部分篇章的流传背景。因此今文《尚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部分均与西周末年的历史事实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个现象的发现，不仅解决了《尚书》流传过程中的部分疑惑，对《尚书》学史乃至经学史均有一定贡献，同时也开拓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
视域广阔，不仅可能发前人之所末发，也可能对某些学术史上长期纷纭聚讼的问题获得比较客观的结论。例如，关于筮法的起源与殷人是否用筮以及夏商周三代之“易”的问题，“疑古派”业已摧毁了“夏易《连山》，殷易《归藏》，周人《周易》”的无根旧说。可是，由于久已失传的先秦筮书《归藏》的残简于1993年在湖北荆州郢北村秦代墓葬中不期而遇，不少学者异常兴奋，以为古本《归藏》的出土，也就等于“夏商周三代之《易》”的旧说一夜之间又成为不刊之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先秦巫卜文化发展衍变的大背景观照，还是就《归藏》本身的文本考察，它都不可能是商代的筮书。因为，尽管筮法可能起源甚早，但商代王室的“稽疑”方法，仍然是龟卜而不是筮占。正如纸张早在西汉即已发明，东汉中叶蔡伦又大大地提高了纸的质量，按理说，汉人亦早该用纸张抄书才是，但汉代有身份的文人抄书，却仍然只用简、帛，而不用纸张。因为纸乃贱物，并不为当世所重。商人既不用筮，何筮书之有！而且，三《易》之所以称为“易”，也正是因筮占的简易相对龟卜的繁难而立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