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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千年前的语法

2004-04-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卢烈红 我有话说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自十九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甲骨文的研究是以整理著录刻辞、考释文字、服

务于古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甲骨文是较晚起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杨逢彬教授发扬其祖父杨树达先生严谨扎实的学风,多年来潜心甲骨语言学研究,他新近推出了《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花城出版社)一书。这部书堪称力作,将甲骨文语法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有功于学术,有功于学林。对广大读者来说,它能帮助他们走进远古汉语世界,感受汉语悠久的历史和古今的差异变化。

语法含词法与句法两大组成部分,词类是词法的重要内容。杨教授对殷墟甲骨刻辞的词类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在书中分别考察了非祭祀动词、祭祀动词、形容词、名词(附数词)、代词、副词(附语气词)、介词。如有必要和可能,还在大类下划分下位类别,如非祭祀动词区分为六小类:“行为动词”、“趋止动词”、“感知心理动词”、“状态动词”、“存在动词”和“类同动词”。甲骨文词类研究前此的一些著作已有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始于本书,以前的研究远不及本书系统、细致、深入,可以说,本书展现了甲骨刻辞词类状况的全貌。由于甲骨文所记录的远古汉语是有文字载录的汉语的源头,因此本书凭借它的研究所具有的全面、专深的特点,不仅推动了甲骨语言研究本身的进步,而且能为周秦汉语以及其后各个时期汉语的研究提供历时比较、追本溯源的极大便利。

研究甲骨刻辞的语法,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这就是:是从后代的语法体系出发去类推甲骨刻辞的语法体系,还是从甲骨语言本身的实际出发对其语法体系进行考求?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理念,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往往会导致以今(指周秦、汉魏等时代)律古弊端的产生,造成研究成果中“某词在殷墟甲骨刻辞中的词性词义,往往只是它在先秦(即周秦)文献中词性词义的复制”(本书“绪论”中语),可惜迄今不少论著仍未能摆脱这种研究模式;后者则体现了语言研究中的历史原则,是科学的方法。本书作者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他自觉运用后一种研究模式,立足甲骨文本身来梳理词类系统。在“绪论”中,他指出:“我们今天辨析殷墟甲骨刻辞的词性词义”,“不能过分依赖”阅读先秦文献所养成的语感,“因为殷墟甲骨刻辞与先秦文献毕竟是两个共时平面的语言材料”。他又说:“因为有时差的存在,我们不能将先秦文献视为直接反映甲骨刻辞的一面镜子”,甲骨刻辞与先秦文献之间“客观存在的距离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严格执行一切从甲骨语言实际出发的原则。例如,对先秦文献中是虚词的字,“我们并不先入为主地认为它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也就是虚词,而是考察它在刻辞中的语法功能以及它在紧接甲骨时代的金文、《尚书》等文献中的语法功能,看它究竟表现出实词的语法特征或虚词的语法特征,再确定它的词性”(本书“绪论”中语)。立足甲骨刻辞本身,一切从甲骨语言的实际出发,本书的这一特点鲜明而突出,它体现了甲骨语言研究理念和方法的一大进步,而作者在书中能提出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也正得力于这一点。

语法的研究,早期多据少数典型用例举例式地讨论问题,仅作定性分析,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穷尽调查、量化分析渐成为研究风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不过,就甲骨语言研究来说,穷尽调查难度是相当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料浩繁,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收甲骨6万馀片,遍检这样多的语料其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二是甲骨刻辞无电子文本,调查统计得依靠人工,何其烦难!正因为难度太大,因此在语法研究中穷尽调查的做法已流行开来之后,研究甲骨语言的学者仍多走仅作定性分析的老路。杨逢彬教授迎难而上,抱着“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在研究中注重穷尽调查,努力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他以《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为基本语料展开穷尽性研究。这种穷尽研究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将甲骨刻辞中的动词、形容词、名词、数词、代词、副词、语气词、介词及其下位类别所包含的所有具体成员都纳入考察范围,一一进行考辨、确认、归类,给出统计数据。第二层次,对每一个具体的词,穷尽提取它们在殷墟甲骨刻辞中的全部用例,进行全面的观察、分析,统计出使用频率。穷尽式研究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用功之巨,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本书的价值,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全部语料的基础上,增强了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而作者这种不畏艰难、甘于寂寞的精神,这种扎实细致的作风,在当今学风浮躁的大背景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对不良学风不无警醒作用。

由于杨教授立足甲骨刻辞本身,运用了穷尽研究的方法,加上他具有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故而书中新见迭出,颇多创获。他关于动词的分类,关于祭祀动词的见解,关于动词和形容词界限的划分,都颇为可取。杨教授对其他学者认定的不少形容词、副词进行排除,否认它们的形容词、副词身份,论证周密,令人信服。他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连词,故不立连词一类,认定当时的介词只有“于”、“自”两个,这些也是很有价值的创见。另外,为服务于语法研究,杨教授在书中还做了一些字词考释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见。如认为“每”都应读为“悔”,鸟形之所谓“宴”(燕)实际上是一种祭牲。

总的说来,虽然《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一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语气词”部分所论的“?”、“隹”或许归入语气副词更能保持体系的一致性,但毫无疑问,它是一部扎实厚重、创获颇多的学术力作,对甲骨语言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学者和一般读者都将从书中获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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