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
本报记者：冯蕾
记者：现阶段如何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齐建国（图右）：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重化工产业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像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相生一样,传统模式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已高达6%－8%。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而这些过去对生态环境的透支必须在今后补偿回来。
目前,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十分短缺的生产要素。2000年我国十大水系地表水资源中经自来水厂处理能够饮用的仅占29.5%,全国66.7%的城市缺水。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许多城市地表下沉;大气质量趋于恶化,去年的二氧化硫一年排放量已超过2000万吨。
记者：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相继出台多部法律法规,新的环保措施逐步在各地推广。但在现实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不仅没缓和反而更尖锐了,为什么 ？
齐建国：我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产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很高,大量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下,污染治理力度较低。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框架和利益分配体系。
记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齐建国：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出路。“循环经济”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减少资源消耗,二是资源有效回收利用,三是发展资源再生。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把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关键要看企业能否从循环经济发展中得到效益。国家可以采取减税、补贴、贷款贴息等措施,让这些企业能够比按照传统方式生产和经营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益。必须保证企业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价格优势。
例如,废旧轮胎回收行业,在发达国家,每回收处理一条废旧轮胎,国家都给企业相应补贴,企业利用回收的轮胎进行加工,制造成胶粉、添加剂等,获得新的效益,而在我国,完全由企业自己花钱收购废旧轮胎,提高了企业成本,使许多企业不能够盈利。
记者：发展循环经济,政府应充当什么角色 ？
齐建国：政府要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规则设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监督者。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目前我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的现象。
政府要优先进行制度框架设计,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及交易机制;明确涉及循环经济中各利益实体的权利与责任的问题,利益分配的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此外,要加快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尽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资源循环利用法》、《循环经济企业投融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循环利用资源,鼓励民间投资向生态环境领域投入,兴办循环利用资源和资源再生产业。
记者：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任务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如何有步骤有秩序地稳步推进这项工作？
齐建国：首先要选择能够增加就业和能够产生再生资源的部门优先推进。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废旧物资回收、再生和无害化处理应作为优先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大力促进。当前在我国城市地区活跃着数以百万计的废旧物资和产品回收大军,但是,他们处于非常散乱的无序状态。尤其是回收废旧物资缺乏配套的无害化处理,存在着二次污染的隐患。政府应该对之进行规范,提供相应的配套技术支持和优惠政策,鼓励形成规模化的配套产业。这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资源供给,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一举三得。
第二,应以具有较为成熟技术支撑的短缺资源的循环利用为突破口,采取政策诱导和强制技术标准相结合的措施,促进这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使用。首先应该通过价格和行政措施,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和节约用水。各地区,尤其是缺水地区,应制定明细的循环用水技术标准和废水排放标准,要制定水污染控制达标的时间表。
第三,以污染大户为主要控制对象,促进其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强度,控制污染排放。目前特别要加强对冶金、化工、食品、造纸等行业的技术标准、消耗和排污的控制,要强制淘汰高消耗的落后技术,推广清洁生产体系。按区域特点确定循环经济发展重点，城市地区应以清洁生产、节约资源和资源再生利用为重点，农村地区应以生态保护、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为重点,西部地区应以生态保护和恢复为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