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东欧经济转轨的书籍为数不少,但王义祥的《中东欧经济转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一书提供了一个考察问题的独特视角。他从计划经济的兴衰和市场经济复兴的历史背景,全面描述了战后世界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分析了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教训,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
作者指出,追赶型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现代化,它借助于国家的整合力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越迟,国际和国内的条件越恶劣,其强制和集中的程度就越高,偏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越远。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开明专制到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专制,以及俄国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无不反映了这种趋势。
实现工业化需要有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准备。在工业化时代,对落后国家来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赶超先进国家的典型途径是加强国家机器,保护国内工业,充分利用地区垄断。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独裁,全面监督、管制整个经济活动,实现了低犯罪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等目标,并使意大利免遭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而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苏联,不但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反而利用资本主义各国商品大量积压、物价大幅度暴跌之际,购进大批廉价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迅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当时各国几乎都是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有效地调动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东西方差距越来越小,社会主义正在逐步赶上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能更适应工业化时代以钢铁、煤炭的大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的、外延型的经济发展,能导致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的增长率。
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发展的倾向,资本的跨国流动越来越便利。信息的自由流通和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技术发展的关键。新型信息和通信技术直接推动了从以“大规模定制”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转向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分散化、市场化重新占了优势。西方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占了主导地位,较好地适应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各种新建的私人小企业由于大量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而充满了活力;而苏联东欧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僵化的管理体制阻碍了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于中央集中控制的大型企业占了主导地位,它们依靠粗放式的经营方式,资源浪费巨大,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东西方之间的差距重新拉大。
经济的全球化、资本跨国界的流动,改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市场经济真正扩展到全世界。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三次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浪潮。第一次是战后西德、日本和意大利从法西斯统治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二次是70年代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而后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的改革和开放浪潮。第三次是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战后世界第三次经济转轨,是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一次转轨,它涉及欧亚大陆约30个国家和20亿人口。它的成功与否,将对人类21世纪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东欧国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仅缺乏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基础,而且缺乏市场经济的文化和行为环境,政治转型和经济转轨同时进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旧的制度已经废除,制度真空伴随着政治危机、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居民对民主、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期望值远远超出了各国的承受能力,而资本的欠缺和时间的紧迫使得本国的精英和企业家难以脱颖而出,制度的真空给以前的干部或黑社会组织乘机大捞一把提供了便利。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生产的急剧下降、大规模失业、恶性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中欧国家在经历了3 5年的经济萧条之后,生产才开始回升,市场经济制度得到巩固,私有化基本完成,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议会制民主,初步形成了左翼和右翼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而前苏联和巴尔干的大多数国家,这一过渡尚未完成。
作者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政治背景、转轨模式、价格改革、私有化、金融、农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分析,全面总结了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并通过横向的比较,具体描述了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蒙古、越南、古巴、朝鲜等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全景扫描。《中东欧经济转轨》一书所介绍的中东欧国家艰难曲折的转轨历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