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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部看文坛

2004-04-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查舜 郎伟 我有话说

受访者:查舜,回族著名作家,1950年生,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月照梨花湾》、《青春绝版》等。

访问者:郎伟,回族青年评论家,1962年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问:诗人李季说过:爱上了文

学就等于爱上了吃苦。可是如今许多从事创作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娱自乐的“游戏”。能否结合你自身的创作经历,谈谈你对这两种观点的认识。

答:我非常赞成诗人李季的观点。也可以说,是30多年的创作经历,使我越来越走近了这个观点。有许多事情要想认识清楚,的确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在我刚刚步入创作之路的时候,有人谈这个观点,我很可能不会认同。首先,文学创作需要作者具备的素质太多:阅历要丰富、功底要扎实、禀赋要良好、体魄要健康、意志要顽强等等。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它是一个极其消耗时光、消耗青春、消耗心劲的职业。在北京上学期间写《穆斯林的儿女们》那部长篇小说时,我曾五易其稿,每一遍都得通改,一稿就是30万字,五稿150万字。别人上街时我在写,别人旅游时我在写,别人跳舞时我在写,别人打球时我在写,别人休息时我还在写。也就是说,我把许许多多该享受人生乐趣的时间,都用在了创作上。第五遍通改下来,不只是把右手的大拇指甲写得倒翘了起来,中指也被钢笔磨上了厚厚的一层老茧。而当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的导师王鸿谟先生的路上,我提着一大包手稿,有好几次竟神智恍惚,眼冒金花,就连走路也打起了趔趄。今天想起,那真是一种有关身家性命的冒险。

至于在如今有人把创作当成自娱自乐的“游戏”,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大都是我行我素者所为,说到底是想换换活法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那绝不是一种做事业的姿态和心理准备。

问:这些年以来,一直有些人认为作家就是“码字儿”的,是诸多工匠中的一种,你认为作家的职业是否与补锅匠无??

答:我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年出书的情况太乱,有一些出版单位只要有人给钱就出书,放弃了自尊,降低了标准,根本不去想那些作品的社会效益究竟如何。就连一些很不上档次,粗制滥造的东西,都堂而皇之地摆在了书店的货架上。一时间,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当作家,都可以出书立说;一时间,作家的帽子似乎成了最不值价的一种东西,漫天飞舞,随地践踏。二是因为有相当一些读者的阅读经验还有待于丰富,轻信炒作,盲目购书,以致于上当受骗,这当然就会破坏他们购书、读书的胃口以至对整个写作界的看法。

问:现在文坛有一种以展览人的多种欲望为主,敢于大胆自我暴露所有私生活的写作现象,号称“欲望写作”和“隐私文学”,不知你如何看待这种文学现象?

答:其实,这是上边那个“码字儿”和“补锅匠”话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是谁给钱就给谁出书,而这是啥书挣钱就出啥书。人是有理智的动物,是说人在说话或做事的时候,就要掌握好一些“分寸感”,如若只由着很不稳定的乃至是疯性儿的欲望之火随意燃烧,那我们的社会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创作者总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的痛快,而不想一点点后果和将来。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些人是想写东西又没有多少生活积累,就只好将那种下意识里的东西顺手拈来。至于那种有裸体瘾的人,就该去看心理医生。但我以为,更多的责任还是要由出版单位和管理部门来负。比如:可否加大对这种作品的前期制约和后期的分析批评力度?那样,至少可以提出修改意见;那样,至少可以引导读者和培育读者。

问:你认为近十年间中国文学有哪些值得肯定的优点,有哪些应该指出的缺陷?

答:近十年间,中国文学最值得肯定的优点是:思想解放、兼收并蓄、立足生活、开拓共进、步伐稳健;能够平心静气地关注人性、人文精神、审美力度和时代性。不足是:一些作者由于求胜心切,出手太快,生活和艺术的准备与积累本就不足而又大量流失,导致有大建树、大气魄和震撼力的原创精品太少;由于创作与评论两个轮子常常不太协调,就使得整个创作之“车”,时不时地在原地打转。

问:近些年以来,纯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像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严重挤压,在这样的情势下,你认为纯文学创作的前景会怎样?

答: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纯文学的前景定会不错。首先,是因为已经有了一支阵容和实力相当不错的队伍。他们大都起点很高,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感情丰富、想象力强,对新信息相当敏感,尤其对事业很执著。无庸讳言,他们虽然也时时受到影像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诱惑与刺激,但很多人仍是对纯文学创作情有独钟。尤其,纯文学创作的那种极大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性,又是影像文化所不能替代的。更何况,纯文学本身就是影像文化汲取营养和涉猎素材的领域之一。

再者,中国有着一个相当庞大的阅读纯文学作品的队伍,这些读者,或许也是影像文化和网络文化的青睐者,但他们仍恋恋不舍纯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那种传统性、普及性、可传递性、可触摸性、可依赖性,以及曾对他们想象力的忠实而长久的历练。其次,影像文化和网络文化往往以它的即时性、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见长,而纯文学常常正因为它的独到的审美性和正宗的文学性,更经得起感觉的反复品茗和时间的长久消磨与考验。

问: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正在远离以纸质书写和印刷为代表的传统的文学方式,而亲近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网络文学”,请问你对“网络文学”如何评价?

答:尤其在中国,“网络文学”是正在新起的一种读写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读写方式的挑战和革命。同时,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读写领域的具体体现,无疑也是读写方式的前进方向。无论从减少工序、节约原材料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读写的方便与省时的角度来说,都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我上网的次数不是很多,仅浏览的情况看,只感到网络文学还算活跃和努力,但有分量的东西似乎还不是很多。

问:现在文坛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和技术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学也日益全球化,你如何看待“文学的全球化”,你认为中国文学的族别身份是否在经受考验和挑战?

答:经济和技术与文学有联系,但又不是一码事。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几乎是纯精神的产品。伟大作品的产生,与经济和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不一定成比例。文学是很难像经济和技术那样全球化的,文学作品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个性,它的独到之处。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之间的那种迥然不同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又是建立在人种、信仰、遗传基因、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心理素质、文化造诣、社会环境等等基础之上的。而当这些无法全球化的时候,文学又怎能去全球化?经济和技术意义上的文学全球化,那就是作品的雷同化和概念化。而畅销意义上的文学全球化,那无疑是“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中国文学的族别身份,的确正在经受着考验和挑战,特别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品融入市场经济以来,几乎是每一个少数民族创作者,都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写作方式和心态。这倒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那种如何在创作中回避有关自己民族的东西,而一味地去写那种大民族或无族别的东西。这些人总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惟有那样的东西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想着如何写真、写深、写够自己民族的东西。比如我们到外地去开会或旅游,我们最想买的东西或别人最想让我们表演的节目,绝不是什么大路货,而是那些再地道不过的“土特产”。因为那样的东西有特点、有意义、有个性,符合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审美需求。关键的问题是,一定要把他们搞成是惟“我”独有的艺术品。最具个性和灵性的地道东西,往往最具“大气”的文化价值和心灵沟通的艺术魅力。假使他们一旦经过了经营地道东西的历练,那么还有什么“大路货”不能攻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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