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因为是无形的，容易为短视的工具理性主义者所忽视，所以时不时有“文科无用论”泛
冯友兰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其中讲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逐渐南移，当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中坚，“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这即是说，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经济力量也凋敝虚弱，这些有形的力量都不行了，而能够同日本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就只有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岳峙河浩的中华文化这种无形的力量。1933年，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身处被日寇所包围、危在旦夕的北平，呼唤创立“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他的一篇哲学论文《论外界的实在》，功力不凡，震动了学界。《大公报・世界思潮》在刊发张先生这篇大作时，同时加了《编者特记》，提醒读者：“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一篇学术论文，可以同民族的兴亡联系起来思考，不是再一次证明了文化的力量、学术的力量和哲学的力量吗？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方面军，高校社科学报是刊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除了课堂教学外，要靠在实验室里完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一般不需要实验室，但它有自己特殊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一是指参加社会实践，二是指办刊物。在高校，根据各校的科研实力和办刊条件，多筹备创办一些社科学术理论刊物，通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训练年轻学子从事科研的能力和锻炼他们的创新能力，如同高校的理工科建实验室一样。高校的理工科如果没有一流的实验室，就不可能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一流人才；高校的文科如果没有一流学术理论刊物，也就不可能出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和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去年年底，教育部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确定了首批入选高校社科名刊的11家学报。把入选的高校社科学报真的建设成名刊，需要做多方面的艰巨工作和一段相当长的奋斗过程。联想到理工科建实验室，这不止是一个比喻，它触及到刊物生存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鼓励创新、支持探索和允许失败。对此我在办刊过程中深有体会。关于股份制问题，现在人们都习以为常，认为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制度创新。但《北京大学学报》早在1985年第一期发表我校一位青年教师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招来不少非议。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关于股份制研究的论文集，所收国内经济学家的论文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这位青年教师的论文列在第一篇。高校的社科学报是学术研究刊物，它应区别于一般的宣传理论刊物。一定要严格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打破种种清规戒律，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框框和理论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营造有利于发现真理、繁荣学术的创新环境，提供大胆探索、自由思考的学术空间。坚持了这一条，就是找准了学术研究刊物的根本属性，掌握了学术研究刊物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建设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社科名刊就指日可待。作者为《北京大学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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