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太康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知名作家，钟嵘誉之为“文章中兴”。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阶段文学研究投入力量相当有限，以至许多重要文学现象未能给以充分解释，并且批判多于赞赏，少能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评价。《太康文学研究》可谓填补了这个不足。作
太康10年，虽算安定繁荣，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纵观西晋历史，风波诡谲，充满了太多的变数。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作家们，人生很不平坦。
文学作为人学，在表现上应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魏晋又是人的个性精神高涨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观更趋自觉，在文学史上似更具承前启后的意义。太康作家们是比较富于继承和创新精神的，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也都给后来者很多启示。如傅玄为娱乐和为教化两种倾向在他的创作思想中并行不悖，“引其源而广之”的文体观念正体现了他在模拟中的求新意识。陆机的“缘情”说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抒情精神，“绮靡”说则追求文辞的艳丽与繁富，表现的是“为艺术”的创新精神。至于陆云“文贵清省”的主张，虽不代表当时主潮流，但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开拓意义，“清”更是在后来诗歌批评中成为常用术语。左思“美物者贵依其本”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文学思想，其主张和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文贵形似”审美思潮的发展。作者在对这些内容深入论述后，进而对太康“文品”的划分也颇耐人寻味：内在本质的“情多气少”、体裁范型的“袭旧弥新”、风格时尚的“绮靡工巧”，分析非常细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理想结合。
太康何以“文章中兴”？这是作者始终思考的问题，由此也颇见其历史的哲理眼光。“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二词在全书中反复出现。作者认为，诗性精神是自然抒发情感的精神，而文学精神是唯美精神，是“为艺术”的精神。表现在创作上，“质文相生，文情并茂，动人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和谐统一”是“强烈诗性精神与积极文学精神有机重合的经典之作”。每一个时代的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表现并不相同。与正史相比，“太康时代正是一个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普遍高涨的时代”，主要原因在于“‘任自然’思想是士人进退出处的行动指南，而‘崇有’意识恰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自觉”。具体考察，太康文学的“情多气少”，反映了作家们相应的诗性精神，而袭故弥新与绮靡工巧则体现了作家们积极高扬的文学精神。在太康作家群中，陆机实为集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于一体的典范。诗性精神、文学精神之概念虽并非作者首倡，但作者显然为这两个概念赋予了深刻含义和生机。作者对“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思考，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对太康文学现象的阐释，它对于进一步认识我国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国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太康文学研究》
姜剑云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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