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诡谲怪”（《庄子・齐物论》），“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辨骚》），这是楚艺术的主流风格。一是奇，二是美，奇得不可思议，美得殊难言传。这里且以造型艺术为例，略加论析。
楚国艺术匠师的作品，传世的一件也没有，但出土的已是琳琅满目了。可惜的是，它们的作者都名不见经传。
变形与抽象
至于表现，特别是表现神怪之类，那就非仰仗分解与合成不可了。分解两个以上的实有之物，合成一个可能在无何有之乡的莫须有之物。楚国的这类美术作品，因其怪诞，往往使考古学家在命名时煞费踌躇，以至只能暂名为某物或强名为某物。
现在暂名为“虎座立凤”的木雕作品，造型是一只大凤立在一只小虎的背上。凤器宇轩昂，气势张扬，振翅作欲飞状，昂首作唳天状，令人诧异的是两肋长着一对杈丫纷披的鹿角，似乎占领了无限的空间。我和两位朋友在考证后认为，这是风神飞廉的雕像。传说飞廉出没于长天大地之间，往来迅捷。在人的灵魂要登天时，飞廉可以助一臂之力。屈原曾假想作巡天之夜游，请月神在前面照明，请风神在后面推送，其《离骚》有句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上古“风”与“凤”为同字，在楚人看来，风神呈凤形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暂名为“镇墓兽”的木雕作品，造型有多种，因时而异。常见的一种为龙颈而虎头，单头的有两支鹿角，双头的有四支鹿角，虎口有长舌下垂，形相狞厉。其实，无论从传世的典籍和出土的金文、简文来看，都不能证明先秦有“镇墓兽”。因此，楚墓出土的多种“镇墓兽”，大概是土伯的雕像。土伯主管楚人称为“幽都”的冥府，这就难怪其面目可怖。楚辞《招魂》说土伯形体弯曲而头角峥嵘，与所谓”镇墓兽“的造型大体吻合。《招魂》还说土伯“其身若牛”，可惜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依。所谓“镇墓兽”只见颈部以上部分，下面则是一个厚实的方座。多数方座分为九格，或许表示“九州”，土伯“其身”隐在方座之中，当然就不见“若牛”之状了。
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两件异形“镇墓兽”，身似人，头似兽，头顶各有一对鹿角，凸睛奇大，长舌奇宽，前肢上举，两爪持蛇作吞噬状。这大概是“南方”“黑人”的雕像，《山海经・海内经》云：“黑人，席首，鸟足，两手持蛇，方?之。”
上述三种雕像造型都是分解两种以上动物而合成的一种神怪，与狮身人面、人身牛首类似，其创作手法在西方和东方都有，表明这些动物灵性可以互通，形体可以相变。它们的意象构成方式，源于原始思维的转形（transformation）、变态（metamorphosis）信仰，总之，此动物与彼动物可以融通。
与东方、西方都有的常规不同，楚人的艺术思维认为动物与植物也可以融通。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了一件根雕，暂名为“辟邪”，其整体是一只正在游走的异兽，可是四条长腿都雕成竹竿，这正表明动物与植物可以合为一体。“辟邪”作为镇墓的异兽始见于汉代，先秦未有所闻。这件根雕恐怕不是巫术工艺作品，而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它出现在战国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有甚者，楚国的艺术匠师还有把凤翎画成行云流水的，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也可以融通。
由此可见，只用原始思维和神怪信仰来解释楚艺术的意象构成方式是不够的。楚艺术之所以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有了老子之学和庄子之学。《老子》的“法天”和《庄子》的“齐物”，使楚艺术的创作思想从神秘的巫学思维上升到玄妙的道学思维了。
《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说“法天”，只是就天人关系简而言之，人当然要经由“法地”达到“法天”的。“法地”和“法天”，就是师法造化。《庄子・大宗师》云：“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说子来不怕下辈子变成“鼠肝”、“虫臂”，证之于以分解、合成方式创作的楚国美术作品，可知老庄思想对楚艺术渗透之深且广。“齐物”是庄子提出的，其要旨是分合与融通。分与合，或称毁与成，《庄子・齐物论》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变形与抽象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老子》第四十五章所讲的“大成若缺”和“大巧若拙”；分解与合成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则是《庄子・齐物论》所讲的“诙诡谲怪，道通为一”。
在艺术上，此动物与彼动物“道通为一”，在东方与西方乃至旧大陆与新大陆都不乏其例。然而，动物与植物，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也能“道通为一”，这却是楚艺术所戛戛独造的。明乎此理，就不难了解，用“浪漫”来介绍楚艺术是多么肤浅，肤浅到近乎隔靴搔痒了。
从“法天”和“齐物”来看，楚艺术所蕴含的美学思想确实是超前的，至今还可以说有超前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