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情况一直为记者所关注。几年前，这样的学校曾因“不符合办学标准”被关闭，记者在电视上看到空荡荡的校园里，孩子们抱着书包在哭；1998年，教育部发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规定》，明确提出“流入地人民政府应为流动儿童少年创造条件，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后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芳村区外来工子弟真有福
广州市芳村区解决外来工子弟教育问题的经验是近日在广州举行的“外来工子弟教育问题研讨会”上的一个亮点，他们的做法既让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芳村区位于广州市西南部，33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了45.5%，6 15岁的儿童少年两万八千多人，外来人口子弟占26.3%,而他们的入学率是100%。在外来人口子弟中，小学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占54%，初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占65%。也就是说，在芳村区公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外来人口子弟比本地学生还要多！但只靠公办学校吸纳流动人口子弟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语言不通的问题，基础差学业跟不上的问题，教材与家乡的不同，将来回家乡衔接不上的问题,等等。为适应需要，芳村区还有十几所以外来工子弟为主或完全以外来工子弟为生源的民办校。
为了保证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每学期初，区教育局召开中小学校长工作会议，公办、民办校长一起参加；布置工作、制定计划，公办、民办校长一起讨论；每学期末，教学检测、教育评价，公办、民办学校同步进行。区教育局对民办学校的科研课题，与公办学校一样给予资助；关系调入区人才交流中心的民办教师，与公办校教师一样参加职称评定。区里组织的运动会、文艺汇演、学科竞赛，民办校与公办校学生同台竞技。区教育局还要求各学科教研员到民办校听课评课，区级骨干教师到民办校上公开课、示范课，甚至派教研员帮民办校考察应聘教师,所有相关费用均由区财政支出，而芳村区的财政在广州的12个区中只是中等水平。在公办校，学生评优选先、竞选班干部，外来工子弟与本地生一视同仁。
体制难题没有解决
值得关注的是，芳村区造福于外来工子弟之举却是在一个目前难以解决的体制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芳村区对外来子弟的情之深，爱之诚。
这个体制难题就是“外来工子弟义务教育谁埋单”的问题。按现行体制，我国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各地各级政府负责。在农村，则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城市，这笔支出主要由区财政负责。但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县乡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可能随着这些打工者带走，因为这笔投入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而城市区政府从财政中划出的经费，是给本地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用的，不包括外来工子女。
对于这个“真空带”该由谁负责，目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农村县政府一边的人认为：“他们去给城市创造GDP，子弟的教育经费当然由城市负责。”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外出打工人员每年往家寄回的钱是当地财政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因而就有人大代表提议：应由外来工户籍所在地政府发放相当于代金券的“教育券”，子弟在哪读书，就把教育券交到哪儿。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流动人口子弟读书，根本不会造成流出地与流入地教育经费投入的矛盾。可又有人提出：人口流出地多为贫困地区，流入地多为发达地区。只有发达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道理，哪有让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交钱的？
面对现实，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外来工聚集的城市。于是，外来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应由暂住地区的区政府出，或是让打工单位为打工者发教育券，成为主流的观点。而现实是：许多企业连外来工的工资都在拖欠，再要求他们为打工者子弟付教育经费，岂不难于上青天？！
在这种各执一词的情况下，芳村区领导善待外来工子弟之举可谓做出了榜样――当很多地区因没有这笔经费来源而把外来工子弟当包袱的时候，他们视这些孩子如儿女：“科技发展这样快，这些孩子不读书，将来怎么生存，怎么做人？家长急，我们也担心啊！”当不少流入地的领导因体制问题没解决，执行国务院、教育部有关指示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对外来工子弟校与公办校一视同仁。当有些地区的领导烦恼于“外来工子弟教育既要加大财政支出，又会拉低当地教育水准，影响政绩和形象”的时候，他们将公办校中部分闲置的校舍以及经过改造的厂房提供给外来工子弟校；对办出成绩的外来工子弟校，区政府还发给奖金数万元。不知有多少记者问过芳村区刘建伟区长：“为什么对外来工子弟校这样好？”刘区长的回答总是很简单：“对外来工好，对我们的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也好，这是双赢。”
只“卡”不“扶”不可取
然而，体制问题并不因为有芳村区领导那样的好心人而可以绕开。一个多月前，广州市就发生了一场因“外来工子弟校康乐小学硬件不达标而被勒令整改”引发的讨论。这场讨论的余波一直波及到这次研讨会。
康乐小学是广州市规模较大的一所外来工子弟校，曾被媒体誉为“城市里的希望工程”。1997年创办以来，由于狠抓教师培训、教育质量有保障，学生数几乎每学期都要翻一番。几年时间，这所学校的学生已从创建时的300多名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名。即使附近就有名额尚未招满的学校，家长还是想方设法把子女往这所已经饱和了的学校送。学校的迅猛发展使原本富富有余的校舍变得严重不足。经过市教育部门的评估，学校生均8.3平方米的现实已比广州市生均14平方米的标准差了一大节。到我们这些会议代表去该校参观考察的时候，学校领导已接到命令，将11个班的招生规模缩减到3个班。校领导告诉记者，如果执行这个命令，他们连付校舍租金的钱都不够，这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
广东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和讨论。
一些人认为：“硬件不达标，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凭什么外来工子弟就得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持不同看法的人则认为：“像康乐小学这样的外来工子弟校，完全依靠学生交纳的学费来建设，（每学期生均学费千元左右），没接受政府一分钱补贴，相反还要接济一些没钱交学费的孩子，学校在硬件建设上必然受到限制，很难用由国家投资的公办校的标准来要求。”
大多数人则认为：“国家有关文件本来就提到，对外来工子弟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但师资、安全、卫生方面的要求不能降低。所以，‘一关了事，不如扶持引导’。”
外来工子弟教育交流研讨活动的最后一站，是到芳村区几所外来工子弟校参观。途中，记者问芳村区刘建伟区长：“如果康乐小学的情况发生在芳村区，您会怎么处理？”刘区长说：“一方面，我会要求康乐小学创办者信力建先生想办法让学校硬件达标，因为如果学生安全出了问题，不光是他的责任，我这个区长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不起家长和孩子。另一方面，我不会简单地砍掉他的招生名额，我会让教育局长出面协调，帮他兼并其他办得不够好的外来工子弟校。既然受家长欢迎，被市场承认，就该帮助他发展才对。”
“当‘刚性’的制度尚待健全的时候，就要靠一些‘柔性’的策略和方法来弥补。这些策略和方法的产生往往出自领导者‘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社会弱势群体主动的、合情合理的帮助，是领导者优秀的个人品质的表现。而那些策略和方法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制度。”――在几天后的一次采访中，中央教科所高级访问学者李庆明先生，向记者谈了他对刘建伟区长处理打工子弟校所思所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