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西方相比，中国先民很早就与自然建立了亲和协调的审美关系，并且善于赋予自然审美以丰富的精神内涵；这种审美心理定势，滥觞于先秦时期出现的“比德”山水观。
孔子从自己所奉行的仁学立场出发，提出“乐山”“乐水”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以水的源
要实现自然物的形态和人的精神之间的相互感应，必须要具备相应的审美修养和人格修养。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太阳月亮有光辉方能“照亮”和“唤醒”万物；观水也要借助君子的慧眼，透过水盈科而行的感性现象，领悟到必须不断修养和磨炼才能达于大道的道理。自然形式美的发现，不仅要有能看懂形式美的眼睛，而且要有达于大道的人格修养。这种自然物的形态和人的精神之间的相互感应之说，极大地拓展了自然审美的精神内涵和想象空间。
其后，屈原则从自我情感体验出发，使自然审美深入到情感净化和人格升华的层面，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审美的精神内涵。他以自然物比附人格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用心灵深入到大自然的精英中去博采众芳，以增益自己的幽香之操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他热情颂美橘之“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坚贞节操，“廓其无求”、“秉德无私”、“精色内白”的芬芳美质，咏橘以寄志，颂橘以抒情，对自然美的情感体验达到了很高的诗化境界，不仅对于《诗经》中所表现的以比附为出发点的对自然的观赏态度来说是一种超越，而且包容了孔子“比德”观无法涵盖的生动而真挚的情感内涵。
古代诗人观赏和描写山水，大多着意赋予自然山水以深邃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情感意味。如杜甫的《望岳》，登山言志，即通过观照感受泰山的雄伟气势，展现自我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他对山的比德的领悟，建立在对山的自然形态及其空间关系变化的直观感受基础之上，是观景过程中合逻辑的意象引申，比一般比德显得自然无饰。又如曹操的《观沧海》，咏叹秋风萧瑟中洪波涌起，大有吞吐日月，含孕群星之宏伟气势，因而使人激起包容宇宙的澎湃心潮和唤醒积极进取的生命意识。这也是借观海以言志，但诗人的情与志完全渗透和契合于自然形式，自然景物不再是作为《诗经》中的陪衬比附之物，而是化为情感之物了。如所周知，古人喜好把梅兰竹菊的自然形态和形象，与君子高尚的品德和节操联系起来，并以此自喻自励或共勉。故梅兰竹菊作为园林盆景和诗画主题登临文化艺术大雅之堂，供酷爱者朝夕观赏和品味。有许多名士为了超脱现实中的苦闷，从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常年留连于山水之间，如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经常在竹林中饮酒清谈，对竹啸吟。王子猷即使寄居他人空宅，也先行种竹，爱竹之情切，传为佳话。因古代文人在生活中喜爱观赏梅兰竹菊松，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当作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对象。如东汉刘桢以不罹凝寒、傲然挺立的松柏自况，象征恶劣环境中直立独行的人格本性。（《赠从弟》）唐代李白诗云：“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以松喻刚直不阿。（《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诗》）元代王冕的《白梅》，赞美白梅的绝俗高洁和迎春之美。宋代陆游咏梅之作达一百首以上，其中《卜算子・咏梅》托梅寄志，以梅花在凄风苦雨中孤寂而顽强地开放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象征不改初衷的赤诚之心。陶渊明借菊抒怀，表达归隐田园所获得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显然，古人之所以对梅兰竹菊情有独钟，不仅是这些花木美的自然形态使然，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象征古代文人崇高的人格理想。如果拘泥于自然形式，看不到自然形态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对称性和相互感应，不承认上述意义上“比德”说的合理性，就无异于从根本上取消了自然审美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
中国古代山水花鸟画集中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审美精神内涵的深切体悟，所谓“写意”之说，就是这种体悟的高度艺术概括。其画材多为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作梅竹时，不曰画梅画竹，而谓写梅写竹，以为梅兰竹菊等为植物中清品，不可假丹铅以求形似，须以文人之灵趣性情注之笔端，随意写出，以抒发高尚纯洁之思想情感。中国古人乐山乐水，喜爱梅兰竹菊，咏叹写意之作层出不穷，美不胜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道亮丽而又独特的景观，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意识长期润育和积淀的结果。（作者：湖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