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大饼”贡献率低 “摔磁盘”宽松协调

本期提示：堵车的苦恼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科学的城市化发展观念开始提出。专家指出，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城市群。现有的城市“摊大饼”发展模式不仅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还存在对经济发展贡

“摊大饼”带来一连串问题

田小姐家住北京南三环，正常时开车到单位只需30分钟，前不久，因为上班时堵车，她开车竟走了两个小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堵车的苦恼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专家说，这是不科学的城市“摊大饼”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问题随之提出。专家们认为，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难免出现“摊大饼”发展模式。当前，“摊大饼”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偏小、密度偏高、交通拥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即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偏低的现象，已经到了需要痛加检讨和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介绍，从城市发展规模看，在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占总人口之比方面，中国为11％；美、日、英、法等工业化七国为32％；在最大城市占城市总人口之比方面，中国为4％，美、日、英、法等工业化七国为16％。中国城市规模明显偏小。从世界大城市群的人口密度看，以每平方公里为单位，纽约区为8500人，伦敦区为6300人，巴黎区为8500人，东京都最高为1.3万人，我国香港地区才为6100人，而北京建成区为1.4万人，上海浦西区则高达3.7万人。显然京、沪两城市密度偏高。

从首位城市的作用看，纽约GDP占美国GDP总量的24％，东京GDP占日本GDP总量的26％，伦敦GDP占英国GDP总量的22％，巴黎GDP占法国GDP的18％，汉城GDP占韩国GDP的26％。而北京GDP只占中国GDP的2.7%，其他大城市也并不很高，如，广州GDP占全国GDP的2.6%，上海GDP占全国的4.8%。中国首位城市及多数大城市的作用明显偏低。

从主要城市群的贡献看，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日本的70%，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仅占全国的38%，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率明显低于美、日两国。

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很重要

针对“摊大饼”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最新发布的由中国市长协会组织编写的《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提出了应充分发挥城市群作用的对策。牛文元比喻说，磁盘相当于一个大城市“摊大饼”集聚的密集状况，如果站在一个高楼上把盘子摔到地上，这个城市的能量没有变，但是松散地、大大小小地分布在相对大的面积上。组团式城市群可以想象为把原来像磁盘一样密集的地方，松散成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整合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

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对于中国很重要。有关专家指出，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城市群。建设一个强大的城市群，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赢得激烈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美国《新闻周刊》在2000年6月一期中的《超级城市》一文强调说：“现在越来越明确的观点认为：密集的组团式有序居住模式比无休止的散乱扩展（摊大饼）应该好得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牛文元认为，传统城市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而组团式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跃升，必将成为我国新一轮财富集聚的战略平台。在2020年以前，应加速构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这也是解决“摊大饼”发展模式带来的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药方。

组团式城市群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区域体系，有利于克服“摊大饼 等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经济上可以取得互补效应，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可以大大降低区域基础设施成本，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主要编著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成员陈锐认为，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

城市群发展需要协调机制

如何才能推动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

牛文元提出，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必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以往城镇化发展中的误区之一是，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实际上，那种惯用的低密度扩张或“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才是导致城市病发生的最大根源。与此同时，需要制度创新。体制上要解决省际间的经济约束框架与利益制衡原则；机制上可以利用“利益补偿”和“违规监控”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运作上可以进行区域整合下产业链布局的顶层设计和要素重组规划；政策上可以实施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相对分离的特别处置。

作为来自工作一线的政府官员、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认为，为推动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在全国、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进行发展战略设计、区域规划设计和协调机制设计。就全国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群发展要循序渐进，应该具有规模效益，不要盲目跟风炒作，一哄而上。就具体城市群而言，当务之急是搞好城市群区域规划设计。特别是在城市群之间的重大基础设施如机场、铁路、高速公路以及港口等共建共用方面，在合力打造城市群内基于资源合理配置并具有群体合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和产业链方面，在共同推动人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在打破地区封锁、形成城市群共同市场并进而推动形成全国大市场方面等，要进行开放规划和集成设计。

王天义强调，无论是城市群规划设计还是实施，都迫切需要创建城市群发展的协调工作机制。在协调机制创建上，一是要有合作意识。严格地说，我国城市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意识，争夺、封锁、雷同等现象在不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所以树立共建共利共享共赢的合作意识，是城市群发展所必需的；二是要有协调中心。龙头城市相对集聚和拉动辐射的作用，决定了该城市作为协调中心的地位；三是要有发展合力。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借助行政推动和市场拉动两方面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