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敌党和仇人“食肉寝皮”可以有“颇不免于过激”的批评，那么对于真正的“禽兽”，则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了。因为这是在享受天赐的物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看到了不同的意见。
《史纲评要》卷一在《三皇五帝纪》“有巢氏”条下，有关于“太古之民，穴居野处”，“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蔽前后”的记述。论者评论道：“人不足以敌野兽，故茹毛饮血，圣人之权教也。今禽兽不足以敌人矣，何必食肉寝皮也哉？”这是说远古时代，人类遭受野兽的侵害，为了自卫，为了生存，所以“茹毛饮血”。圣人肯定这种做法，也仅仅只作为一时权宜。而现今禽兽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和人类抗争了，何必还要“食肉寝皮”呢？同卷“太昊伏羲氏”题下又说：“人生之始，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享神?，故又曰庖牺氏。”论者又说：“人心机智日开，鸟兽爪牙日甚，网罟畋渔，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谓不如此便成异端也。”也说捕杀鸟兽，原本是原始时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已”之举，不能说不行畋猎，不杀六畜，就是与“圣人”学说相悖的“异端”了。这两段话，可以看作古代才智之士的野生动物保护宣言。它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意识，是相当可贵的。
上文说到的方回《乳虎行》诗，描写了猎虎者“生擒二彪”，“食肉寝皮”，所谓“壮士挥戈血鲜滴”之后，母虎为乳虎哀痛的情形：“滴血满地遗腥臊，顽?昏暮来咆哮。舐沙啮土擦树木，如哭如泣空哀号。”诗人心中朦胧的同情，似乎也随着所谓“血鲜滴”而点点落下，濡染了读者的情感。在中国古代的礼俗制度中，其实很早就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容。《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中都有相关记载。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到七月，禁止猎取幼兽，禁止设置陷阱和网罟捕猎，在野兽繁殖季节不准以猎犬逐捕。在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也可以看到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内容。如禁止杀害怀胎的动物（“毋杀?，谓禽兽、六畜怀任有?者也”），禁止杀害幼小的动物（“毋?，谓四足……畜幼小未安者”），在有的季节禁止焚烧山林行猎（“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禁止大规模围猎（“毋大田猎”）等等。历代法律也都有内容相近的条文。但是《史纲评要》所谓“今禽兽不足以敌人矣，何必食肉寝皮也哉”，显然是更为彻底的保护野生动物的主张。
现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共同关注。有人指出，地球自30亿年前出现生命之后，曾经产生过25亿种动植物，到1990年时，已经灭绝了其中的99.9%，被灭绝的物种有一半是在近300年内消失的，而这一半的60%，又是在20世纪这短暂的一百年内灭绝的。据说，目前世界上的物种正以每天灭绝100种左右的速度减少。如此，在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深刻的文化之“势”的背景下，回顾中国古代的生态史和生态观念史，可能是有必要的。发掘在传统天人合一文化构架下古人生态意识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或许能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史纲评要》一书署李贽评纂，然而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却是吴从先所撰，借李贽之名以推行于世的（《〈史纲评要〉是吴从先假李卓吾之名以行》，《王利器论学杂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1月版）。无论这部书真实的作者是谁，“何必食肉寝皮”这样具有新鲜见解的议论，都可以作为当时思想动荡年代的一种有历史价值的文化纪念，在中国生态观念史的遗存中，当然也是闪耀理智和文明之光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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