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均衡，又使各种矛盾不断暴露；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协调发展
更新发展理念，实现科学的发展
在为温饱和生存而奋斗的时候强调全面、协调发展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在今天，再不讲究科学发展，提高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与资源环境的不均衡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其中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是不均衡中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还是几乎无约束的废弃物排放，无论是沿海与内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是农民与其他人口收入日渐拉大的差距，都是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不均衡的趋势继续下去，即便国内生产总值提得再高，广大人民也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的实惠，还可能会遭受自然力量的报复，最终使发展中断。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引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政府不仅要关注GDP增长，更要关注经济与社会、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把这种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升为科学发展观，统一政府、企业和大众的思想，对于克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顾此失彼的倾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应对资源与环境的挑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的经历看，这是消耗资源最多，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时期。其中能源的结构、消耗量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去年我国GDP增长9.1％，约占全球GDP总量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几倍。据国家环保总局监测，全国七大水系“劣五类”水质占30％，有的基本丧失使用价值，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去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美国，国土面积的1/3受到酸雨的影响。
过去，约占世界人口15％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50―60％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目前，我国人口已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十三亿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资源环境是巨大的制约因素。我们只能寻求消耗较少资源、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代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使人民大众获得较高生活质量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造的基础上，努力吸收各国科技成果和成功经验，用各种市场工具抑制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费，寻求替代资源，推行绿色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GDP并不等于财富。财富是存量的概念，代表现在和将来的福利。在过度追求发展速度的驱动下，粗放的发展模式，使过去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增长远没有GDP增长得那么多。如果把资源浪费和土地、大气、自然遭到破坏的成本计算在内，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大打折扣。这一方面使人民可分享的“蛋糕”比预计的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为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传统的不惜代价的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现在已经无以为继。要真正转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是极大的挑战。这里有认识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技术能力问题。如果不能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没有什么力量能抵御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
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是政府
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长期效益和环境效益上。完全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实现科学的发展，涉及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法制保障等。因此，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是政府。
但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方式必须改变。就是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要均衡，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也要均衡。尽管市场经济成功的根基是市场，但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仍负有特殊责任，发挥关键作用，特别在体制转轨时期更加明显。要转变政府职能，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着力培育和建立有效率的市场。要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社会和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模式基础之上，不少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较短时间解决了温饱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的生态损害，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事实上，我们没有超越一些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辛辛苦苦创造的GDP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被不协调的因素“吃掉”了。就是说，我们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却浪费了大量资源；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却不断遭到自然力量的报复。
客观地讲，我们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不同，现阶段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依赖性非常强的时期,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进一步放大了对资源的依赖，带来了更大的环境压力。如果说温饱压力尚未解除前，不顾一切地求发展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为提高生活质量所做的努力中，资源环境就是关系长远发展全局的重大命题。过度的环境透支、沉重的环境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应该使我们惊醒。尽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全国共同努力，但发达地区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环境优先，建立节约型社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环境是全球的问题，但首先是区域的问题。没有区域内跨行政边界的联合行动，百姓都要为此饱尝苦果。离开了以大众的长期利益为己任的政府的努力，不能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区域间是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竞相无约束地透支环境，还是采取联合行动、分摊环境成本，是政府重要的政策选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是人口最为密集、能源消费密度最高、各种资源消耗最集中、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区域，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不断强化。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以科学的态度面对资源环境形势，把更多的精力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天职。
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发达地区把协调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一项指导原则既具备了条件，也是迫切的需要。长江三角洲有悠久的、良好的区域文化，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经济、技术基础，有条件在全国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带头转变增长方式，带头跨行政边界联合治理和改善环境。如果这件大事取得成效，它的意义将超过事情的本身，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巨大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日前在“区域环境合作高层国际论坛”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