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伟大的历史转折正式开始，我们又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的轨道上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成功地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新时期的对内改革大致分阶段、按步骤地完成了三项任务。一是在重新认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调适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二是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以设立沿海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此后由点及面，全面铺开，到如今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并成功迈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
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三是坚持实践标准不动摇；四是稳妥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革命。在新中国成立55周年前夕，回顾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寻找新路：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倒台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混乱局面。但是，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仍然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一条是回到“文革”前的老路，甚至继续“文革”中的错误做法；另一条是通过改革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年时间的探索和准备。
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在政治上，“两个凡是”（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使“文革”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邓小平在复出前的1977年4月，就棉里藏针地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个观点蕴涵着两方面的阐释，成为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两个支撑点：一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原则，二是不能坚持错误的、片面的指示。对“两个凡是”的集中突破，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无限丰富的实际生活，应当勇于探索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说，这并不是理论新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质就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实事求是。但是，当时人们还不得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花很大力气进行拨乱反正。一石激起千层浪，《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远远超越思想界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出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在经济上，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工业方面建成120个大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大规模建设规划反映了人民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心愿，但在部署上仍然是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出现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继续搞运动和大会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靠什么来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思考这两个问题。1978年9月他访问朝鲜回国后多次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凡是结束了的单位，就要转入正常工作。10月11日，他在全国工会第九届大会致词中宣布：“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他的结论是：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而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改革。这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曲。
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只有五天，议程也十分平稳。实质性的转变是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它与三中全会共同拉开历史转折的大幕。陈云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61人集团”、天安门事件及陶铸、彭德怀等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反响。经过讨论，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上述事件和个人予以平反或调查处理。广大干部和群众两年来呼吁解决的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邓小平关注着工作会议的进程，亲自起草了一份提纲，于12月13日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从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第一次把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他振聋发聩地呼吁：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改革和党、国家的命运相联系。邓小平的报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于有工作会议的突破、酝酿和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水到渠成地取得了一致认识，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且指出，今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当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来处理，决不允许混淆其界限、损害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这是1963年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方针后，党的会议第一次对阶级斗争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规定，从政治上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全会提出，现在要采取一系列新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要求在以后逐步形成了国家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
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全面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今天我们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不仅要看到全会产生的文件、公报等重要内容，还应该看到，全会前后在活跃民主的气氛下通过全党全国的解放思想、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形成的主流思潮，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开创了新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石上不断攀援而达到的。
中国特色：改革的历程和成功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商鞅变法到戊戌维新，不绝如缕。20世纪80年代，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改革试验。但是，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改革，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波澜壮阔而又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正确地把握中国国情，处理好了改革与稳定两者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可以解读为完成三个任务的阶段。
第一个任务是正确认识中国的生产力状况，采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已经在省委领导下，进行了农业生产包产到组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1982年起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4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8000亿斤大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比1978年增长33.6%。其实，联产承包并不是新的发明创造，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有一些地区自发地试验过。为什么在80年代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可耕地少，生产条件落后，唯一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就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观念转变后，农村改革第一步取得成功就是必然的。
农村改革的另一个突破是乡镇企业大发展。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业生产分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积累了大量资金。同时，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国有大企业一时无法满足变化多端的市场需求。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是：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以家庭传统手工业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实行“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到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改革的成功，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它既揭开了改革的序幕，又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这一改革主要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责任制、改变用工制度、实行厂长负责制等进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明晰产权，引发了一些短期行为。针对这些弊病，又开始了股份制试验，尝试产权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推向前台。1987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企业由77.6%下降到60%，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私营、三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7%。国有企业虽然比重减少，但加强了活力，仍然占有绝对优势。
改革实践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指导思想的升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标志着在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我们党终于对中国国情有了清醒、科学的认识。
改革的第二个任务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它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时的市场经济概念，还是指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但毕竟为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迈出了重要一步。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又深化了一步，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下，首次提出在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的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概括说：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实行，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特别指出今后改革计划体制的方向，是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实现质的突破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是对原来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的重大发展，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认识飞跃。次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由过去的放权让利、调整政策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体制改革相继展开。中国大地上呈现出一片改革、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到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胜利地完成了第二项任务。
但改革的道路是坎坷的。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过几次经济过热，虽然先后采取经济调整、治理整顿、宏观调控的手段予以解决，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于是，改革的第三项任务，即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就成为当务之急。1994年3月，江泽民首次全面地提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性，将其比喻为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中央于当年确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方针。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运用经济杠杆作用，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从而避免了以往重大改革举措引起经济过热、而刹车过猛又导致大落的经济跌宕。和前十几年的改革比较，这一改革显然是深层次的攻坚战。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作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现在，这项改革任务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和平崛起：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已经进行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开拓。1978年又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这些活动虽然对后来的开放有一定支持，但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引进技术设备，不具有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性质。
对外开放的突破口，是设立沿海经济特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至1980年，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特区的生命力很快迸发出来，几年时间，昔日的边陲小镇和渔村变成了高楼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后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个比喻概括了特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首先，特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给全国经济作出了示范，“特区速度”激励和拉动着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次，特区成为全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吞吐港。第三，特区改革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宝贵的试验，如建筑工程招投标承包、劳动用工合同、干部聘任、外汇调剂、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股份制改革等，都是特区成功后辐射到内地的。从1984年起，国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又批准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洲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广西、河北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划定海南省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批准成立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1991年又批准成立21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1992年起，对外开放进入了由点到面的新阶段，开放地区向内陆扩展，出现了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全国各省区17个省会的内陆开放城市，黑龙江、吉林、云南和内蒙古、新疆、广西、西藏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到2003年，我国已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边、沿江地带和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全方位，就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多层次，就是根据各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开放方式；宽领域，就是根据不同产业采取外贸、引资、劳务合作、旅游、跨国经营等各种方式。当然，这个格局的形成，在政策和体制方面也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从1979年起，国家陆续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6年又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敞开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这一时期，对外借款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直接投资多以“三来一补”为形式。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开始了改革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在外贸企业中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1991年又开始了调整和改革汇率机制、外贸全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的第二次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把对外开放推向了逐步实现与世界经济互接、互补的深化发展阶段，中国多次大面积、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大战略决策。经历15年的艰难谈判后，2001年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标志着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迈进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到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979－200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增长9.35％的高速度，成为这一时期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00年已超过意大利，上升到世界第6位。中国已经成为吸引世界投资的最重要国家之一，2003年签定利用外资合同额比1983年增长32.6倍。同时，中国也在逐步扩大对外投资，2003年超过了日本，成为首个在对外投资供给上进入世界前5名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一直是国内外讨论的热门话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经验：首先，认识到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毫不动摇，始终倡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允许大胆创新，锐意改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其次，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尊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不搞“全盘西化”；第三，强调改革开放的实践性，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不搞无谓的争论；第四，注意改革开放的风险性，既敢于承担风险，又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改革开放的试点取得成功，再逐步推广，不搞“休克疗法”等剧变方式。这些经验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在其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体现其生机勃勃的优越性，取得比其他制度更快的发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