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陶渊明，是初中学习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吕梁山区一处偏僻而景色秀丽的农村，因为父亲在公社当干部，我便可以接触到那些吃供应粮的人，对农民的苦焦光景和市民的闲适的日子就有了十分明白的比较。我虽并非一个爱读书的孩子，醉心于山野，却清楚自己是农村户口，为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我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是因为教学的要求，更是因为本家所作。老师却讲解说，桃花源好啊，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人们“怡然自乐”可是凭空的想象，这陶渊明是消极遁世的典型。随后又学习了他的一些诗文，评价亦复如此。但无论怎样，我就是朦胧觉得和这位老本家新性极相契合，可是不敢说，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我知道这样不合潮流。
后来，我上了大学，一次在一家小书店里，见有中华书局出版的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就买了，读了，发现人们包括我自己对他的不了解抑或说是误解，深了去了。除却美好自然，原来他们所谓陶渊明的消极遁世，是形成了不知道多少世代的一叶障目式的理解。宋周敦颐就仅仅把陶渊明热爱的菊花理解为“花之隐逸者也”。其实，陶渊明还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济世豪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傲骨,“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的自然的本质是平等的思想,而菊是他高洁品性的化身……这样的人，要延性命于乱世，归隐便是唯一之途了。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枕边不可或缺的心的朋友。渐渐地，我明白了自己心性能与之相契合，在于吕梁山那一隅黄土高原上难得的山明水秀，在于父母营造的甚至是过于宽容民主的成长的家庭环境，在于基本精神形成之后对现实生活的某些东西的不能苟合。这契合，从现实功利意义上讲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奈，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
“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磨。”大千世界，纷繁摇曳，面对内心的欲望和外界的诱惑，如何把持好自己？虽然不必如陶令隐居田园，亦当于喧嚣之中取一处宁静，看涛走云飞，花开花谢，给自己心灵一片真实的天空。而今我体味了一点辛稼轩“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小味道，有事无事，烦恼或是快意了，都会翻开陶集读一读，哪怕背会了的。读一读，心就觉得透明了起来。
张贤亮的一篇小说里讲，在咸水里泡过三次，在苦水里泡过三次的女人，是最可珍惜的女人，我想，生而为人，爱读陶渊明的，其情志一定会在他的诗文中陶冶得纯真、高尚、正义、骨气。而他的诗文，就是陶冶人情志的三昧真火。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到省城出差，碰见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的《陶渊明集全译》，没有犹豫，我买了。那感觉，就如同老地主又囤积了一库的新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