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法国巴黎，赛纳河沿岸
每一个真正关心世界遗产的人都应该读一读《世界遗产与我们》这本书。
这本书以智者般的声音告诫我们：能够主办世界遗产大会，能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为世界遗产大国，固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比起荣耀来，我们的责任更为重要。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普遍突出价值的、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富。我们的名胜古迹一旦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
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匹配的，是它所应享有的“待遇”。关于这一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大卫・舍帕德指出，世界遗产地应成为保护工作的示范和管理工作的典范；它是保护工作的核心而不是孤岛；要使有关方面参与到世界遗产地的工作中来。把这样的原则与我们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便意味着，我们的名胜古迹一旦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要求我们进行价值尺度的转换与提升，即从区域的、地方的、本位的狭隘空间转换与提升为世界的、全人类的。特别是面对城市化浪潮、旅游业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孰轻孰重，要顾全大局。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世界遗产，并使之造福于世界人民。加入世界公约以来，中国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评价黄山“有许多做法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创举，应推广到全世界其他遗产地学习和借鉴”；世界遗产中心罗斯特先生赞扬峨眉山“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最好的地方之一”。在武陵源和九寨沟等地，大批的接待设施和住房被拆除，遗产的面貌大为改观，表现出这些世界遗产所在地政府官员的自省与觉悟。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倾向和超容量利用及过度开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场景中，具有世界品质的人类遗产不得不一次次低下高贵的头颅，去被迫充当满足一隅之利的工具。本书主编、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章新胜指出，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站在谋中华民族子孙万代长远利益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当前利益与永续利用的关系。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标志，中央的正方形是人类创造的象征，而外边的圆圈则代表大自然，二者相连则象征着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的相互依存。这样的含义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高度契合的。中国众多光辉的文化遗存，都是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体现。章新胜指出，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不伐木，夏不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就根据气候节令，规定农作时间。中华文明为世界展现了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发展的诸多奇观。中国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对本国世界遗产的认定、发掘、保护、科研、教育、宣传和传承负有神圣的使命，在推动保护世界遗产的事业中，中国将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和持久生命力。
《世界遗产与我们》主编章新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