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国统区著名的“红色教授”。从“五四”时期到全国解放,一直坚守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阵地,“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全国解放以后,李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湖南大学;在武汉大学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搞好“两课”教学很有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其主要经验有如下
第一,李达把校内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向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黑沉沉的旧中国播撒先进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无疑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因。李达把自己评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心得体会写成教材,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渗透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货币学和史学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这些学科。同时,他又积极组织出版这些教材,面向社会发行,很多讲稿变成了当时畅销的学术著作,如《现代社会学》,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到1933年,8年间共重印14次,适应了当时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求。可见,李达在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材体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培养进步青年参与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总结这一经验,对于今天“两课”教学如何处理好“小课堂”和“大环境”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很多人对“两课”教学过程中课堂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总是在“大环境”中找原因,总是把责任推给“大环境”,这是不科学的。现在的“两课”教学,问题往往就出在“小课堂”与“大环境”的隔离,理论没有很好地联系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求“两课”教师从“大环境”着眼,深入研究“小课堂”要讲清楚的内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第二,李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革命性的特点。对此,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毛泽东认为李达既有李逵的大仁、大义、大勇,又比李逵多一个大智,是理论界的“黑旋风”。的确,早在湖南自修大学时,李达就对江亢虎的假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后来又对胡适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同“改组派”、“取消派”和“新生命派”等宣传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39年在重庆时,李达被称为是“一位战斗的唯物论的老健将”。胡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我们纪念李达同志,就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认真地分析研究,充分地说理,在指出错误观点时要树立正确的观点。”“李达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同志就是这样做了的。”正因为如此,李达才能够“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在反击中起核心作用”,“在战斗中起提高作用”,“在革命中起团结作用” 张静如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达晚年还坚持同林彪的“顶峰论”作斗争,理直气壮地指出“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是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
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情况更复杂,批判的对象更隐蔽,斗争的形式更多样,然而,我们“两课”教师是否像李达那样认真地分析研究,充分地说理,在指出错误观点时树立正确的观点了呢 值得很好地反思。
第三,李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需求结合起来,不失时机地为中国革命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社会”。为此必须研究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这些都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具体的内容。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李达不顾个人安危,翻译出版了10余部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其中《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毛泽东不仅认真地阅读过,而且“写下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社会学大纲》,就是根据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抗日民族运动不断发展,革命需要理论,人民需要理论而撰写的。李达在第四版序言中认为：“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需要努力去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两课”教师应该向李达学习,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青年学生的精神武装起来,教会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第四,李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青年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李达坚持开设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把大学的文法科讲台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讲课时,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像读一篇精彩的论文。”他的自觉行动与勇敢精神受到了进步师生的普遍赞颂,经常有外校外系学生踊跃来听,“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不少青年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作家杨沫曾回忆说 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这本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社会发展方向的小书,立刻使我这个正在寻觅人生的真谛,不知该怎样活下去的青年,好像久旱逢甘雨,苦闷、彷徨的心灵,如茅塞顿开,知道了人类社会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前进,我在阴霾中见到了光明。杨沫的亲身感受,代表了当年一批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反映了李达著作和教学对青年人的重大影响。对此,侯外庐肯定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李达同志的译著曾经启迪过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引导青年追求真理的光辉。”
总结李达的这一经验,可以增添“两课”教师教书育人,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感。
第五,李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高等学校思想建设结合起来,在解放前带领进步师生巧妙地和反动派作斗争,在解放后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贡献。吕振羽在回忆解放前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情景说 “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反动派对我们是既仇恨又害怕的。”“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就是李达老师。他的威信很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不管李达生活状况多么窘迫,处境多么危险,总“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着一位在黑暗年代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全国解放以后,李达强调大学“应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为此,“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贯彻到每一门课程中去。”在湖南大学,他紧紧抓住学校师生思想建设这一中心环节,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领导全校人员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实践论、党史和时事政策,添设了政治理论课,成立了教学研究部、院系教学委员会和各学科教研组。1953年2月,他一到武汉大学,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主任,加紧培养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师资。他亲自审阅教学大纲和教师讲稿,指导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建设。
总结李达的这一经验,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一方面“两课”教师不仅要巧妙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要勇敢地战胜社会环境中不健康的因素,言传身教;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端正教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课”教学搞好。
第六,李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严谨治学、信念坚定,把自己锻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李达蔑视反动派的威胁引诱,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都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他说：“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改变立场,抛弃信念是难上难。”因此,他自豪地宣称：“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我要按自己的体系讲”。在“文革”初期,李达对于错误的东西从不随声附和。他曾说 “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样说,明天那么讲,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在教学、科研和做人方面,表现出了百折不挠、临危不惧、捍卫真理、视死如归、敢于牺牲的伟大英雄气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两课”教师要以李达为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念,勇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果如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会开创一个新局面。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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