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民赤子情
荆桦
从1951年7月开始，到今年6月1日常香玉同志逝世，我在她身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我亲身见证了一位为党分忧、为国解难、为民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亲眼看到了一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可以说
当时，一架战斗机的价格是旧币15亿元。这个价格，对于常香玉和一个小小的民营剧社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她并不富裕，没有多少财产。为了捐献，常香玉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卖掉了所有的金银首饰，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把这些钱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
1953年的香玉剧社有59人，演员中多数是学员，最大的学员17岁，最小的才9岁，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不说，有的甚至晚上还尿床。但是无论老幼，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涨，一致表示，坚决完成捐献义演的任务。常香玉向全社演职员宣布：捐献义演期间，她和丈夫陈宪章不拿工资，但保证大家的工资按月发放，一分不少，一天不误。
当时常香玉的孩子，最大的只有6岁，最小的才3岁。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女，很想带上他们一同外出，可是又怕分散精力。最后她和陈宪章商定，把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1951年8月3日，香玉剧社全体演职员踏上了捐献义演的征程。大家迎酷暑，冒严寒，马不停蹄地东进，北上，南下，几乎天天都在赶，天天都在演。常香玉和大家一样吃“大伙”，一样睡地铺，半年中，她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没有添过一双新鞋，哪怕是能省下一分钱也要用到捐献上。她每场都要出演，都唱主角。这中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常香玉的义举，受到了各地党政军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这不仅仅是一次义演，更是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大展示！我们的每场演出，都是满员。当时，一张戏票的价格是2万元，但不少观众非要用3万元、5万元甚至10万元买一张戏票。售票员不同意，他们就把钱硬塞进窗口。在郑州，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挎着一篮鸡蛋找到剧团，紧紧拉着常香玉的手说：“闺女，俺家是北乡的，离这30多里，听说您要捐献飞机，俺想来看看戏，也想见见常香玉，这是俺的一点心意，你得收下。你爱国，大娘也爱你呀！”在武汉，十位搬运工等戏演完了主动帮助转场，从午夜一直干到黎明，给他们工钱，他们谢绝了，并且说：“要是收捐献义演的钱，那就太没觉悟了。”
在半年时间里，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行程万余里，演出了180场。到1952年初，她的宏愿终于实现了，义演收入不仅达到了15亿元，还多出来2千7百万。常香玉把这笔巨款一分不剩地全部汇给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953年2月，30岁的常香玉带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深切关怀，率领香玉剧社赴朝鲜慰问。许多往事，我至今难以忘记。
在朝鲜慰问演出的日子里，敌机经常会呼啸而来，炮弹有时就在舞台附近爆炸，我们的慰问演出常常与敌机的轰炸相伴。有一次，在一个战地医院演出，敌机突然袭击，炸弹一个接一个，整个医院几乎瞬间被炸成平地。豫剧队里17岁的女演员赵玉环，就是牺牲在敌人的这次空袭中。有一次，我们过沙里院封锁区时，刚刚冲出炸弹爆炸的火海，就看见后面三辆运输车被敌机炸毁了，因为早过去几分钟，我们幸免于难。还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了我们住的坑道顶上，几乎把坑道炸穿，有的演员从睡觉的戏箱上被炸弹震落到了地上，坑道口也被炸塌的碎石严严封住。面对巨大的危险，常香玉总是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她对我们说，“志愿军同志们在这里流血流汗，我们要给他们鼓劲加油，就是要和美国鬼子对着干，我们要天天演，天天唱，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我们在朝鲜整整停留了175天，这一期间，常香玉下坑道，上前沿，演唱了180多场，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指战员。志愿军一位将军对常香玉说：“祖国人民把我们称作最可爱的人，我们志愿军把你称作最亲的人，你的演唱就是对我们的最好关心、最大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坚决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在朝鲜战场。”
捐献飞机、赴朝慰问演出，是常香玉无数爱国事迹中的突出两例。在常香玉81年的人生征途中，国家和人民在她心目中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她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都化作了演出的巨大动力，把义演捐献作为回报社会的主要方式，她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赤子情、爱国心。
让我们看一看常香玉几十年来走过的足迹：
1954年，受国务院委派，常香玉率团赴新疆慰问演出，4个多月的时间，穿过茫茫戈壁，辗转15000公里，将党中央、国务院的问候送给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和边防哨所。
1958年，她带队奔赴波涛滚滚的东海，登上黄歧半岛、大嶝岛、小嶝岛等大小岛屿，为福建前线的解放军慰问演出70多天。
1964年，她冒着严寒来到大庆，克服演出、生活条件上的种种不便，为石油工人送去党和人民的温暖。
1979年，她率团到广西边防，又一次冒着战火硝烟，为保卫国门的解放军慰问演出一个多月。
1989年，她为大兴安岭森林灭火举行义演；
1990年，她为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义演……1997年，她为香港回归祖国捐款；1998年，她为长江抗洪解囊捐助；1999年，她为西部母亲解囊捐助；2001年，她为残疾儿童解囊捐助；2003年，她为抗击非典解囊捐助……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常香玉整整一生都在为国家、为人民做着好事、善事。
戏比天大
高玉秋
我是个孤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我7岁那年，是恩师常香玉满怀悲悯之心，收下了我这个苦命的孩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把我引进了艺术之门。从1948年加入香玉剧社至今，我跟随老师整整5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常老师用汗、用心、用血为豫剧事业而奋斗的一生。
常老师生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农民，什么最大？种好地最大，地比天大；对于一个演员，什么最大，唱好戏最大，戏比天大！”她还有一句话，叫做艺无止境。演戏就好比登山，登上眼前这座高峰，还有更高的高峰在向你招手！
“戏比天大，艺无止境”，是常老师从艺70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她终生恪守的人生格言！
因为戏，常老师一辈子苛刻自己。1947年，在一次演出中她忘了一句台词，这在演员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散场以后，她放声大哭，对丈夫陈宪章说：“真羞死人了，那一会儿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对不起观众，他们用血汗钱买票来看戏，我却糊弄了他们，今天我对天发誓，要是再犯这样的错，就叫我死！”以后的几十年中，常老师就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常老师是豫剧艺术的改革者、开拓者、集大成者。她9岁学艺，10岁登台，13岁当主演，从艺70多年来，创作演出的剧目上百部，演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走出国门，使豫剧从一个地方小戏成为我国重要的地方戏剧种。她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常派艺术，她的代表作《红娘》、《花木兰》、《白蛇传》、《大祭桩》、《五世请缨》等被全国30多个剧种移植，200多个专业豫剧团和无数的业余剧团学习演出，剧中的许多唱段迷倒了亿万观众……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看了常香玉的戏，叫你一辈子不生气”。常派艺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魅力、这么长久的生命力？十个字：“戏跟时代走，艺随精神长。”
豫剧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当时有豫东、豫西、祥符、沙河四大调，它们各立门户，互不往来。那时，常老师就感觉到，这种状况制约了豫剧的发展，也满足不了创造人物的需要和观众的审美需求。为了学习豫东调，她女扮男装，偷偷去看豫东调的演出；夜晚还把豫东调的老师请到家中，认真学习。然后，她把豫东调融入豫西调的唱腔中，这种创新，极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
常老师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广泛吸取京剧及各种地方戏之长，极大地丰富了豫剧唱腔的表现力。比如《断桥》中的“忍悲痛来在了断桥亭口”，唱中有停，停后再唱，很新颖，这是借用了曲艺评弹的手法；《花木兰》中“但愿得二爹娘长寿百年”，唱得很抒情，很有味，那是引进了京剧的行腔；《红娘》中“等候着我姑娘同回绣房”，那是糅进了大鼓书的元素，很别致，很耐听；《花木兰》最后一段完全是用曲剧唱的，用得很大胆，因为在前边二八、流水、慢板全用过了，戏已到尾声，节奏要加快，还要有新鲜感，常老师就把曲剧拿了过来！
常老师一辈子真是和戏?上了劲儿！小时候学戏，父亲恨她吐字不清，嘴皮子不用劲，竟然将她的嘴抠出了血。她含着血、流着泪，一字字，一句句，反复苦练，终于练出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硬功夫！即使是“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禁止演出，常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也没有停止过。夏天，30多度的高温，她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糊上报纸，用被子蒙住头，练起了唱腔。女儿劝她：“妈，您还不死心呐！”她说：“孩子，我总会有再唱的那一天！“文革”期间，常老师被禁演了八年。可是，“四人帮”刚一倒台，她的一曲“大快人心事”，就唱得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十年艰辛不寻常，这是她在困境中磨砺的结果呀！
刚开始演现代戏的时候，常老师感觉没有演古装戏顺手，她苦恼过，产生过再也不演现代戏的念头。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改变了看法：“‘戏比天大’，现代戏也是戏啊！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不能不演 只要下工夫，我一定能演好！”在排练《李双双》的时候，为了找准人物感觉，她梳着李双双的发型，穿着大襟衣服，腰里出个水裙，手里拿个锅拍，走着想着，想着扭着，扭着唱着，太入戏了，“噔”一头碰到墙上，头上碰了个包，她下意识地揉了揉头，又进入到戏中。有一次，我在旁边给老师提了个建议：“演古装戏束裙子穿帔有遮头，现代戏的穿戴不遮丑，你这个进门的动作，要是侧着身，转个倒8字，就更好看了！”常老师一听：“哎呀，我的小知音”，她一下抱着我，亲了一口，“晚上咱去吃烩面！”
经过不懈的努力，已是中年的常老师，终于突破了演现代戏这道难关！她演出的《朝阳沟》、《人欢马叫》、《红灯记》、《柳河湾》等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常老师勇于面对困难、不耻下问的大家风范，是“戏比天大”的精神在她身上的生动体现。
再喊一声妈妈
常如玉
我叫常如玉，是妈妈的小女儿。看着成千上万哀悼妈妈的人，看着社会各界缅怀妈妈的隆重场面，几十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现在我的眼前。妈，此刻，您知道我们姊妹心里有多少话儿想对您诉说呀。
妈妈，您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民艺术家，我们为有您这样的母亲而自豪。但是，您知道吗？做您的子女太难了！因为您是唱“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的常香玉。您还记得吗？小时候，嘉康哥哥经常挨您的打，因为他总爱自豪地在人前夸耀说：“我是常香玉的儿子！”这是您绝对不允许的。从小您就教育我们，做人要踏实，不能因为是常香玉的孩子就搞特殊。大姐年轻时曾抱怨过您。有一次去部队慰问演出，接待人员热情地把大姐拉到了来接您的小车上，您却严肃地说：“小玉，下去，跟同志们一块儿坐大车。”弄得大姐很尴尬。二姐有时也不能理解您。您在省文化厅当顾问时，二姐已经是省戏校的业务骨干，在评定职称时想请您帮忙说句话，您不但不替她说话，反而教育她：“不要跟人家在这方面比，这次没评上，说明你条件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当时二姐又气又伤心。我在报考北京音乐学院时，想让您给院领导打个招呼，没想到您严肃地批评了我：“做任何事情都要凭自己的本事，自己没本事，谁也帮不了你。”现在，我们明白了，您是因为爱才这样严格要求我们的。
妈妈，我知道我这个小女儿曾经深深地伤过您的心。您常对我说：“戏比天大”，您希望我能够踩着您的脚印，学习继承常派艺术。但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了太多让我痛苦的事，听到了太多让我伤心的话，我不愿意再像您那样忍受那么多的辛酸和痛苦。可我没有想到，从我告诉您我不愿唱戏的那一刻起，咱们娘儿俩竟发生了那么大的矛盾，产生了那么深的隔阂！一次次的劝说变成了一次次的争执和冲突，我没有能说服您，您也没有能改变我。
我去了美国。远隔重洋，身在异国他乡，我多想念您哪！可是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明明知道您就在电话旁边，可您就是不接。妈，您知道我的思想是什么时候转变的吗？那是我离开您10年之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无意间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您的《花木兰》。妈，看到您亲切的面容，听到您熟悉的唱腔，我的心头一热，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是委屈，还是内疚，我自己也说不清。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戏就是您的命，就是您的魂，不爱您的戏，就是不爱您，就是不孝呀。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回到您身边，跟您学唱戏！……
2002年7月，我舍弃了美国舒适的生活，安排好13岁的女儿，在与您僵持18年后，又回到了您的身边。当我推开家门，一下跪在您的面前，哭着说：“妈，我错了！”您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流着泪颤抖着说：“五，我的小乖乖，你终于回来了！”
过去，我不爱您的戏，您跟我无话可说；现在我回来学戏，您想把一身的本事都教给我，您想把80年的风风雨雨都告诉我。咱娘儿俩一天到晚有说不完的话。正当我苦学苦练初见成效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向我打来，您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那一刻，我悲痛欲绝。那段时间，我陪着您在北京治病，您一天都不许我耽搁，催我赶快回来练戏。你说：“戏不可一日不练，把你的戏唱好，比侍候我重要得多。”过去打电话都是别人拨通了您再说，可这时您却学会了自己打电话，一天一个长途，询问我练戏的情况。我知道，您是在牵挂我――一个回到了妈妈身边的女儿，但您更牵挂着比您的命还金贵的戏呀！
今年5月28日，就是您去世的前四天，您已经几天滴水不进，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天我在医院照顾您，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但又不敢忘记您对我的要求，就在外屋练唱《花木兰》。突然，护理您的秀云姐惊喜地叫起来：“小妹！咱娘笑了！”我一个箭步冲进里屋，看见您的眼里挂着泪珠，却冲着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今年4月12日，我们省召开了大型国际经贸洽谈会，在开幕式晚会的策划方案中，本来安排有您的节目，但我们怕您累着，多次拒绝了晚会剧组的要求。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让我们通知剧组安排见面。您在打了止痛针、挂着输液瓶的情况下接受了录像。面对镜头，面对世界，您满怀深情地说：“我爱我的家乡河南，我爱我们的豫剧，我更爱广大的观众。我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都来我们河南看看，都喜欢我们的豫剧……”您鼓起最后的力气，拼上命又唱起了“谁说女子不如男……”那是您最动情最豪迈的一次演唱，也是您面对亿万观众的绝唱！因为病痛，您浑身都在颤抖着，那是您用生命在唱啊！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和摄像人员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一个多月后，您就离开了我们。
妈，您去了，可我知道，您还在深情地看着我们。妈妈，我们已经下定决心，继承您的遗志，与所有热爱戏剧艺术的人一起，努力把您的精神和您的艺术传承下去。妈，我亲爱的妈妈，您就放心吧！
师恩难忘
汪荃珍
我叫汪荃珍，是常老师的弟子。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恩师给过我很多很多的关心、教导和帮助，但我在工作上的一次草率决定，曾经深深地伤过老师的心。如今，老师去了，我的歉疚却久久不能释怀。
那是1993年春天，由于演出市场很不景气，表演团体困难重重，不少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出路，我也作出了调动工作的选择。我怕老师怪我，没敢把这个行动告诉她。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没过多久，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情况，把电话穷追不舍地打到了我的住处：“荃珍，你能回来一趟吗？老师有话跟你说。”我说：“老师，我有事，暂时回不去呀。”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荃珍，你是个好苗子呀，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容易吗，你咋能说改行就改行了呢？观众都很喜欢你，你不能凉了他们的心哪！孩子……”说到这里，我感到她声音里包含着一种异样的感情，这分明是母亲对女儿的一种乞求啊。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便涌了出来，多少酸心事又浮现在眼前。我最终硬起心肠没有答应老师的要求。
在回绝了老师的要求之后，我原以为老师对我已经心灰意冷，从此再也不会理我了。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仍然一次次地给我打电话，一次次地劝我归队，并嘱咐我不要放弃练功。事后我才知道，在努力做我的思想工作的同时，她还去过宣传部，找过文化厅，甚至还让我的家人朋友做我的工作。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舞台上少我一个汪荃珍，对于她来说有什么关系呀？值得她这样的牵肠挂肚吗？当我在她的反复劝说鼓励下，重新回到戏曲舞台，并捧回中国艺术节大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时候，我才从她那满脸皱纹溢出来的笑意里找到了答案。戏是她老人家的命啊！她把所有弟子都看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常香玉的弟子，怎么能离开戏呢！面对奖杯，我流泪了，那泪水里既有获得荣誉时的高兴，又有对恩师的感激，更有说不出的愧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想把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想把自己内心的那份愧疚，向她诉说。多少次我鼓足了勇气，多少次又没敢开口，当我下定决心要给她讲时，她老人家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作为常老师的弟子，我们每一点进步无不浸透着老师的心血，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她总是给我们以鼓励；当我们取得成绩时，她总是提醒我们不要满足；当我们碰到问题时，她总是耐心帮助我们解决。有一次我演《五世请缨》中的穆桂英，演到中场，我的一段很有激情的演唱总是赶不上“火口”，心里非常苦恼。卸装后老师来到后台，连夜帮我分析原因，她说：“荃珍啊，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是唱人物的，不是唱自己的，只有钻到人物心里去，你才能唱出人物的情，唱出人物的个性，唱出人物的灵魂。”她还再三教导我：“戏不是演出来的，是演员用一颗心一点一点地体会出来的。”在她那细雨润物般的教诲中，我终于把握住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演出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还有一次，我们排练传统剧目《大祭桩》，师姐虎美玲扮演剧中的黄桂英，戏里有一个跪步动作，由于舞台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师姐一趟跪步下来，膝盖磨出了血，她疼痛难忍，只好中止了排练。就在这个时候，年逾花甲的常老师一声不响跪在了地上，对我们说：“看着我！”话音刚落，她就用那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双膝在粗糙的地板上快速地搓动起来。望着老师年迈的身躯，我的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师姐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大家齐刷刷地跪了下去，一双双膝盖在舞台上流畅地搓动着，搓动着，搓动着，搓出了浓浓的师生情，搓出了美妙动人的旋律。排练结束后，望着地板上的片片血痕，老师心疼地对我们说：“功夫是在苦水里泡出来的，不吃苦咋能演好戏呢……”
为了培养艺术新秀，老师提出设立“香玉杯”艺术奖。这一想法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和全省戏剧界的热烈欢迎。但是，设立“香玉杯”艺术奖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为了筹集这笔钱，年近70的常老师亲自率团到工厂、农村、矿山、军营演出，经常是每天演3到4场戏。为了节省钱，换台口都是乘大卡车，晚上都是睡地铺，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加咸菜，一天忙下来，年青人都受不了，可她依然满身是劲，不仅忙着联系台口，每天还要登台演唱。每次演唱，没有4、5段戏就下不来。在那段日子里，老师跑的路比我们多，吃的苦比我们多，受的罪更比我们多，但生活中她却和大家一样，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觉得过意不去，多次提出老师应该单独吃住，她总是说：“能省就省点吧，大家都这样，不是挺好吗？”有一次在外地演出，老师正在房间里给我们说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闯了进来，冲着常老师说：“你就是常香玉吧，我年轻时经常看你演的戏，今天可又见着您啦，可惜今天我没有买着票，真想再听听你唱啊。”常老师热情地让老人坐下，又给她倒上一杯水，亲切地说：“没关系，我现在就给你唱。”说着，就演唱起来。这位老人激动的不知说啥才好，临走，她拉着常老师的手说：“大妹子，今天听了你的戏，我就是死了也值啦！”老师一直把老人送到门外，还对老人讲：“啥时候您想听戏，只管来找我。”
老师不幸逝世后，来了许许多多陌生的人，那都是热爱她、喜欢她的戏迷观众呀，他们为老师送来了花圈，他们向老师跪拜告别，他们都不想让老师走啊。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诲，刻苦学习、不断进取，努力做一位人民满意的好演员！
向老师学演戏跟老师学做人
范军
我叫范军，是个相声演员，是常香玉老师的年龄最小、入门最晚的弟子。在我的相声作品中，那些模仿豫剧唱腔的段子，尤其是模仿常香玉老师的段子，最受观众欢迎。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常派迷，爱听常老师的戏，爱模仿常老师的唱。现在还有人问我，你咋没早点想到拜常老师为师呢？我咋不想啊，可常老师是啥人，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神，咱哪敢啊。后来，我终于斗胆通过朋友向常老师转达了想拜他老人家为师的愿望。没想到常老师竟然答应了。一接到常老师让我去见她的电话，咳，我那个激动――简直没法形容。一路上我都在想，要搞一个隆重空前的拜师仪式，花篮订多少，酒席摆几桌，好好排场排场。谁知道常老师听我把这想法一说，老半天没吭声。想了好一会儿，说，军，现在国家有困难，有恁多下岗职工，咱不花这个钱。要搞仪式，也不要恁张扬，叫你的师姐们帮帮忙，咱给下岗工人们搞一场义演，不也怪好！你说哩？结果，我的拜师仪式就在一场为下岗工人的义演中间进行了。那场演出非常成功，老师在舞台上对大家说：“我们要为国家分忧，要为下岗工人做点事情，所以，我带着我的儿子、女儿、徒弟都来了。今天，我还要收一个说相声的男娃做徒弟。大家一定觉着怪奇怪，我常香玉咋会收一个说相声的徒弟？大家想想，能在相声里学唱咱豫剧，这不是宣扬咱豫剧么？再一个，这孩子灵着哩，我看过他的相声，听过他学的唱，他不光学我常香玉学得像，豫剧各大流派学得都很像。这孩子要认认真真地演戏，老老实实做人，他就一定能成为德艺双馨的、人民喜爱的好演员。”是的，这就是我的拜师仪式，那一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这个拜师仪式也是最有意义的拜师仪式。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真正走近老师，聆听老师教诲，感受老师的气度风范。我知道，我走近的是高山，是大海，这里不光是一片无限美好的风景，更有着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老师很慈祥，很和蔼，我见了她就像见了妈妈。同时老师又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凡是我去学戏的日子，老师每次都是提前20分钟把一切准备好等着我，一次，正是三伏天，天热得很，老师仍然穿得特别整齐地坐在那里，连领口的风纪扣都系着，我看着不忍心，就说，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了，天这热，您穿得随便一点不好吗？老师笑笑说，军啊，这人啊，要学会常约束自个一点好。人呀，最大的敌人就是自个。咱是在说戏呀，我这样穿戴不光是对你尊重，也是对戏尊重。老师还说，军啊，这人呀，你干啥就得敬啥，要不你干不好。
老师胸怀宽，度量大，没有门户之见，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但有两个小事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一次是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当时有旅客认出了老师，就嚷嚷起来，想听老师唱。老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咱前面就要停车的是啥地方？是洛阳。洛阳有个马金凤你们知不知道？这马金凤唱哩也痛是好着哩，比我唱哩还好，现在我就学几句马金凤唱哩《穆桂英挂帅》，大家说好不好？说着老师就真的唱了起来，“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还真是原汁原味的马派唱腔。还有一次，大师姐来找老师，说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阎立品老师找她去配戏，阎老师唱F调，她唱降E调，没法去。老师说啥没法去，阎立品不光戏好，人也好，有困难来找咱，有法没法都得去。大师姐说那咋唱，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老师不高兴了，当即就找来一把弦子亲自给大师姐调弦。一调弦还行，大师姐不吱声了。老师却把脸拉了下来，说不试你咋就知道没法唱？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儿，你们呀，还痛得好好学哩，这回去就要好好向阎老师学，不光学戏，还要学做人。训得大师姐连头都不敢抬，连忙说中中中，我去我去。
老师和善、宽容，平日说话柔声细语，但老师的刚强和忍受痛苦的能力简直令人难以想象。2003年12月23日，老师抱病前往北京建筑工地参加慰问河南民工的公益演出。那时候癌细胞早已扩散到她全身，整个腹腔内差不多都已经糜烂，每天便血十多次，而且每时每刻都很疼很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出场了，尽管极度虚弱，却依然高亢激越地演唱，可是谁会知道，她在忍受着什麽样的疼痛啊。演出结束了，民工们涌上台去，都想和老师握握手，更想和老师合影照相。看着民工们一个个殷切的样子，她没有拒绝，依然是那样慈祥地微笑着，这个照完那个照，没完没了。后来她是实在坚持不了啦，对我小声说，军，不中啦，我顶不住了，我裤子都全湿了，得赶快把我弄回去。我们这才抹着泪大声呼喊着让大家让让，快让让，把老师又送回了医院。回到医院一看，老师里边穿的毛裤已经湿透啦，那全是鲜红鲜红的血呀。
我说的这些都是平凡小事，可正是这些平凡小事，让我看到了高山的巍峨雄伟，看到了大海的辽阔深邃。这就是我的老师――人民艺术家常香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