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于1898年6月向朝廷提出请废八股，是他发起戊戌变法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最近我查阅了康有为写给光绪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还有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所著的《戊戌政变记》，联想到治理当前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顽症，深感
八股试士取士的清规戒律及其祸国殃民的恶果
在我国历史上，隋文帝于开皇7年（公元587年）废除由豪门世族推荐官吏垄断政权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设科考试选拔官史的科举制，是具有启用人才的积极意义的。后来，明清两代王朝将科举制的文体和内涵严加限制，改为实行八股试士取士，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之成为强化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则是历史的退步。
八股试士取士的规则十分死板。不论是考秀才、举人，还是考进士、状元。考题都是摘取《四书》、《五经》中的现成文句；考生所写论文的内容和论点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为依据，即所谓代圣人立言，不许独立思考和自由发挥；文章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格式写，后四股必须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考生对这些清规戒律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违禁。这就导致了全国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从童生开始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成天忙于为应试而学，甚至皓首穷经，直到老死。至于当时属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更被视为异端，斥而不问。这种僵化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培养选拔出来的大小官吏，都会背诵经书，吟诗作对，惟独不会革新体制，富国强兵。这在明朝虽已产生很大危害，但尚可闭关自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就屡败于帝国主义列强坚兵利炮的入侵，使我们这个本来属于世界发达的文明古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尖锐批判
康、梁作为戊戌维新的发起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对八股试士取士制度的危害作了痛切的鞭挞。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经义取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为八股体式，奠其体曰代孔孟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言秦汉以后之事……至有通籍高第，不知汉祖高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此辈循资按格，即可以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矣。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
康有为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则首先提出他之所以请废八股改用策论（即评论时事和提出对策），是为了“冀养人才，以为国用。”接着他具体剖析了八股试士取士的严重弊端和危害：
其一是致举国士子于呆钻经书、无视学以致用的死胡同。他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不用，束阅不读矣。”“若夫童试，恶习尤苛”。如对《中庸》中本应断句为“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之句，却截上去下，“以‘大草’二字为题”，弄得“举国人士，伏案揣摩”，皆不知所答。而且“如此之例，不可殚书，试问工之何益？”
其二是造成为官者厚古薄今、愚昧昏庸。他说，凡中举之人只要“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而“博学方闻之士，文章雅尔”，却由于“援引今故，旁及异域，则以犯功令而黜落之。”
其三是将参加县试落榜的读书人置于“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之地。他说：“童生者，士之初基”，而按当时全国童生能录取为生员即秀才者百中仅一，假三十年之通，即有三百万童生考而不中。接着他十分愤慨地指出：“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事不成！”而实行八股试士取士，“乃以三百万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钩心斗角，敝精费神，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而外人所尤怪诧者矣。”
其四是投全国人于盲瞽。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也随之。”而“童生者，全国人之蒙师也。师之愚陋盲瞽既极，则全国人之闭塞愚盲益甚，是投全国人于盲瞽也，何以为国？”
康、梁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屡败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际，继1840年鸦片战争后，1895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又遭惨败。本来清政府在此之前主要通过购买西洋军舰，加上自制，其海军实力远远超过日本，雄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六位。其中定远号装甲战列舰的排水量为7335吨，舰长99米，火炮22门，马力6000匹；镇远号的装备亦与此相当，宛如两座巨大水上城堡。当这两艘军舰出访长崎港时，曾引起日本朝野惊恐（见西南师大出版社的《大清海军帝国梦》）。可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还是遭到全军覆没，最终由清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2万两白银给日本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举国为之震动。这是康、梁发起戊戌变法运动的直接导因。康有为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剖析了甲午海战惨败的根源，提出了请废八股的变法主张。他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莫急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梁启超则在剖析八股试士取士致举国士子于愚昧的弊病后说：“况士也者，又农工商贾妇孺之瞻仰而效也。士既为是，则举国之民从而化之，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由于康、梁主张的是改良主义，没有从根本上去触动清王朝的皇权专制制度及其腐败统治，而是把割地败兵全归罪于八股文，这有片面性；但他们对八股试士取士制度的弊端及其祸国祸民极大危害的揭露鞭挞，则是非常精辟的。
对当前亟须坚决纠正“应试教育”偏向的建议
康有为于1898年6月递交奏折后，光绪排除种种阻力，很快就接受他的建议。下令废止八股，改试策论。随着百日维新失败；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又立即恢复了原制，到八国联国入侵后才于1906年改为在全国推行学校教育。尽管5年后清王朝就被推翻了，但从明初到清末实施达500多年之久的八股试士取士制度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因清王朝的覆没而泯灭。因此，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生活》第10期所发表的《应考的遗传性》一文，就对明清两代实行八股试士取士的流毒作了由表及里的透彻剖析和批判。他说：“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得这么不自然！”联想到现实中不少学校实际存在的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严重弊端，应当说李大钊的话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
当然，明清王朝实行八股试士取士是为了奴化人民，维护其皇权专制统治；我们举办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既具有现代知识、又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四有”人才，用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而且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更是十分可喜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各类教育，尤其是作为科教兴国奠基工程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亟待提高。尽管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和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已作出了较好的成绩，但在不少地方、不少中小学尤其是不少普通中学长期存在的把教育目的扭曲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偏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也将制约高等教育的质量，甚至贻害学生的一生。他们在将来能不能担负起全面奔小康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能不能使我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
这种“应试教育”偏向表现在：重少数重点中学，轻一般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重智商，轻德育，忽视公民教育；重灌输书本知识和提高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轻音乐、美术和劳技课，轻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运用知识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重考分高的学生，轻考分低的学生；把本来已是很繁重的高中三年课程压缩在两年多一点时间教完，挤出时间用于备考；由于每年的中考和高考究竟要考些什么，事先无人知道，于是学校就组织教师揣摩以往所考的试卷滥行猜题，组织初三和高三学生加班加点进行频繁的模拟考试；社会上的商人和所谓专家趋利而生，编印发行大量的应试辅导书籍，使之成为一大热门行业；尤其是把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校与教师奖惩的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依据等等。这就导致了普通中学教育的畸形发展，使学生从清晨到深夜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只读应试书，忙于埋头背书、做习题、考试，不堪重负，无暇去对所学的知识加深理解，更无暇去阅读课外书报，去接触社会，去联系实际进行思考。结果，虽然学生掌握的电脑等现代科技知识比过去强，但这种“应试教育”偏向却是把教育异化为训练，把学生强化训练成书本的奴隶、应付考试的词典，而不是培育成知识的主人、勇于探索进取的人才，致使不少学生思想僵化闭塞，高分低能，不关心国家大事，缺乏远大理想，对外不会交往，身心素质脆弱。这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的，而且在轻视学以致用和压抑学生个性特长及其创新潜能方面，实质上是在重蹈八股试士的覆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不少普通中学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甚至有的城区还发展到对一年级的小学生就开设英语课，每天由学校发给所教课程的家庭作业表，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还由区教育局统一命题，组织语、数、外的期终会考，使本应活泼成长的青少年学生惶惶不可终日，这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因此，从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茁壮成长和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大局出发，我们很有必要深刻吸取八股试士的沉痛历史教训，重温李大钊对其恶劣流毒的深刻批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努力把基础教育办活办好。
在中小学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做的工作很多，包括要深化课程改革，进一步解决现在中小学教材仍然过重过深的问题；加强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由填鸭式转变为启发式；还有优化教学和实验设施、改革人事制度等等。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进一步端正中小学的办学指导思想。要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示，明确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宗旨应该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打好基础；普通中学的教育则还担负有两项具体任务，既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包括高素质劳动者在内的各方面后备人才。其中，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是根本、是基础，提高升学率、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则应该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结果，对这两者不能本末倒置。“应试教育”的谬误就出在对这两项任务本末倒置，甚至是舍本求末上。为了高质量地办好中小学教育，亟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各项指示，深入思想发动，在教育战线乃至全社会加深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严重危害性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紧迫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就业观，并发动群众在报刊上开展讨论，多多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其二是进一步改进高考的命题内容。教育部已部署明年将在各省市区全面推行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办法，这是一项重大改革。现阶段要着力改进高考的命题设置与内容，使之在对考生的基础知识作出必要测试的基础上，加大测试考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分量，做到既有利于高校招收到合格新生，又使高考成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得力指挥棒。有专家还提出，按照现行高考制度计算成绩的办法，必然迫使学生追求门门功课“满堂红”，为了使学生从沉重的学习负担中解脱出来，培养有特长、有创造性的人才，主张把高考科目分为统考科目和主考科目两类，只要统考科目及格，即可按考生所报考专业的有关科目（一般可设两门）的成绩，择优录取。这个意见值得研究。再就是今后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改进只注重对现成知识的灌输和积累、忽视培养求索创新精神的教育理念，构建高考招生的综合评价体系，以解决目前单纯以笔试作为招生依据的缺陷；并适时进行由高等院校自主招生的试点，待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
其三是加强依法治校。自教育部于1983年12月下达《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试行规定》以来的20年实践证明，“应试教育”不改，素质教育难兴，不加强依法治校，“应试教育”是不会自动退出舞台的。对于这个问题，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为了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学校教育，必须“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据此，我们对“应试教育”偏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还建议通过充分酝酿，今后要对《教育法》作出修正，使改革“应试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法可依。
其四是实行深入办点、推动全盘。深化教育改革的任务既很复杂，又很艰巨，这就亟须发扬优良传统，改变一般化号召的工作作风，通过认真总结推广已有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通过领导挂帅，组织力量层层办好教改联系点，尤其要把重点中学办成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学校，实行重点突破，以点推面，破旧创新，开拓前进，使中小学早日走出“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的误区和困境。
当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抓得紧与不紧、严与不严大不一样。可以预见，只要领导上高度重视，下决心真抓实干，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必将日益提高。万丈高楼平地起，通过夯实基础，再加上抓好高等教育的教改，我国教育事业的高质量良性循环必能加快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