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文化产业有两个根本前提：一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二是文化（特别是原创性文化）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公民的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如近年来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和文化需求的上升，对文化产业所起的刺激和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不予讨论。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原创性文化的发展为什么也是决定和制约文化产业
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文化事业，往往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文化生产（文化创造）属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其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质产品的生产以经济效益为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而精神产品的生产以社会效益为主，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或者说“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语）。第二，物质产品的生产成果为物质形态，一般都有可以计量的价值和价格；精神产品的生产成果为观念形态（虽然总是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它的价值和价格往往难以明确计量，有时甚至出现价值与价格乃至投入与产出的严重背离。第三，物质产品的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其使用价值是短暂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的消费是可以重复进行的，其价值是永恒的。鉴于此，精神产品的生产亦即文化生产，其投入产出不能搬用物质产品生产的规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产品的生产由市场自然调节，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也很少投入，而精神产品的生产，尤其是原创性的文化创造和公共文化建设，则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投入给予经费保障，或者制定法律和有关政策引导社会予以扶植。
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品的生产出现了“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人们称之为“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作为一种产业，文化产业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文化创造）有着很大的区别与不同。首先，文化产业是一种经济行为，其投入产出和生存发展取决于市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必须依靠政府的投入，目的在于繁荣文化。其次，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是一种发挥个人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文化创造，即原创性文化生产；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工业化、标准化的文化生产和服务。再次，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是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创新”，后者是“传播”，如果没有原创性的文化生产，批量化、机械化的文化产业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譬如，没有原创性的小说、戏剧、音乐等，要发展出版、音像、动漫等文化产业，岂不是一句空话？当然，文化产业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因其承载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内涵，这种“内容产业”，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又要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兼顾。文化产业似乎是一种既有“经济”成分又有“文化”成分的“新经济”，一种介乎精神产品生产与物质产品生产之间的“第三种生产”。
正是洞察了文化产业与“文化”和“经济”的紧密联系，洞察了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十六大做出了划分“两类文化”（即“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重大决策。这一划分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划分并不是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有截然和绝对的界限，在实践中它们之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而为一，分而为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是，有这一区分和没有这一区分是根本不同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既不能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提什么“文化产业化”云云。文化的投入产出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文化事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二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文化事业的投入，其相当一部分产出在文化产业中得以实现。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
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过文化的“非商化特质”。1992年，钱钟书先生有感于当时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倾向，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很显然，以原创性和公共性为特征的文化事业，过度的商业化、市场化或者市侩化，无疑是不利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文化事业是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发展文化事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保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保障公民从事文化创造和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达此目的，在公共财政框架中，公共文化支出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与其所承担的职责和任务极不相称，严重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的投入太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成比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财政收入有了显著增强，教、科、文、卫等社会发展领域的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不成比例”。教育、科技作为“科教兴国”的战略重点，其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比例不断提高，卫生的投入随着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意识的增强，特别是经历了去年的“非典”疫情之后，也大为加强，位列教育之后。唯有文化投入，虽然总量上逐年有所增加，但比例却一再下降，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少得可怜。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宣传文化事业投入“总量偏少、比例偏低”的分析判断，至今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决议》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除了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得到了落实，在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均未得到落实。
加大国家对文化的投入，不仅是繁荣文化事业的需要，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需要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除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消费环境之外，与这些国家对文化的强有力的财政投入和扶植政策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对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机构和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世界各国都是由政府公共财政开支的。例如，建在塞纳河岸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远远望去如同四部打开的书籍，其内部设施之豪华便捷令人叹为观止。密特朗任总统时兴建的这座图书馆，法国政府投入80亿法郎，建成后每年正常运转的经费为10亿法郎，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再如悉尼歌剧院，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设施，当地政府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拨款占到剧院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并且剧院维修的费用全部由州政府负担，据剧院的高级顾问讲，剧院建成之后10年的维修费用之和相当于当年建悉尼歌剧院的总投资，可见政府投入之巨。
政府对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机构和设施的投入是如此，对于从事原创性文化生产的个人和团体亦是如此。英国文化新闻部奉行“一臂之距”的投资政策，即政府对从事文化艺术生产的个人和团体的资助，不是由政府直接拨付，而是由英国艺术委员会这样的专家机构经过考核评估后决定是否资助和资助多少，且资助的面较广数额较大。法国为抵制美国的“文化侵略”，规定电影院放映法国和欧盟国家的电影必须达到50%以上，超过70%者给予奖励。法国文化部对国家歌剧院等5个国家艺术表演团体的财政拨款，占到这些院团总收入的60―80%不等，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我国。德国各州都有文化部，据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官员介绍，该州用于艺术教育的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5%，用于博物馆、图书馆及社区文化活动的开支占州财政总支出的3%左右。美国政府对文化的直接投入很少，但通过立法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进行捐赠，据统计美国的文化团体和个人从社会各界得到的捐赠，相当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财政拨款的10倍，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投入。
各国政府不仅注重对原创性和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甚至直接对文化产业进行投入，或者出台有关政策予以扶植，甚至作为国家战略予以推进，使本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抢占制高点和一定的市场份额。近20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95年，日本制定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通过所谓“产、官、学”（即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日本的卡通、游戏以及电影、电视、音乐、出版、主题公园等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韩国于1997年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国会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法》，2001年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韩流”风靡亚洲，韩国成为公认的文化出口新兴国家。
西方国家的一位文化部长说过：“没有政府就没有文化。”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文化产业在未来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与市场竞争相关的体制、资金、资源、人力等一切因素必须具备，加大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和制定有关扶植政策，是一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固本之策。
（作者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