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寓言文学性的自觉与寓言文体的独立，虽已有一些先生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赵逵夫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在先秦时代”。我们认为中国寓言的独立也在先秦，具体地说，是在战国中晚期。
首先，从中国寓言的发展历史看，从先秦到近代，中国寓言的发展可分为若干阶段，尽
其次，寓言作家与作品大量出现。战国中期以来，随着诸子学说和政客游说之风的兴盛，涌现出了众多的寓言作家与作品。诸子及策士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游说诸侯的过程中，为了增强论辨效果，大量地使用寓言，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寓言作家。至于广大的“士”阶层，就更是寓言的普及者了。与此相应的是大量寓言作品的出现，据陈蒲清先生统计，《庄子》有寓言约200则，《列子》约100则，《韩非子》300―400则，《吕氏春秋》约300则，《战国策》约60则。仅此五部书便有寓言1000则左右。这是目前所存文献的记载，而先秦文献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由此可以想见，战国中晚期的寓言作品该是多么的繁盛。
再次，寓言文体形式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寓言的文体形式也是多样的。除了常见的散体寓言外，还有诗体寓言与赋体寓言等。诗体寓言的产生时间很早，《周易》的爻辞中已有其雏形，而《诗经・豳风・鸱?》是早期的一首寓言诗（至于《吕氏春秋・介立》所载“龙蛇歌”，则是完整的寓言诗了）。战国中期以后，诗体寓言进一步得到发展，产生了赋体寓言。《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一节，不仅押韵，而且格式较为整齐；《荀子・赋篇》之“礼、智、云、蚕针”诸篇，也是节奏齐整、音韵和谐，均可作赋体寓言来看待。《楚辞》中也有诸多赋体寓言，如《渔父》、《卜居》，《九章》之《橘颂》，以及宋玉《对楚王问》和《高唐赋》、《神女赋》中巫山神女的情节等。散体寓言与诗体寓言、赋体寓言的并存，也意味着寓言的独立。同时，这一时期的寓言也形成了儒、道、名、法、纵横等各种流派。各流派的寓言均呈现出不同文学风格。这也是寓言独立的一个标志。
第四，寓言专集的出现。过去认为中国寓言独立较晚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早期没有出现像《伊索寓言》那样的寓言专集。其实，《韩非子》中的《储说》与《说林》正是中国最早的寓言专集。作为我国最早的寓言集，《储说》与《说林》的结构编排方式具有系统性。《储说》分为内外、上下、左右六篇，每篇分为几组，每组又由几则故事组成，“分类编辑，各有提要，带出目录”，自成体系。尽管使用这种方式的根本原因只是为了便于记忆与运用，但它一经产生便成为中国寓言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其影响是深远的。出现寓言专集而且其编排方式系统化，这对于中国寓言史乃至整个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篇幅而言，《储说》共收集寓言200余则，《说林》收集寓言70余则，与《伊索寓言》相比也毫不逊色。
第五，寓言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创作成熟得早，而理论探索相对来说较迟”。因此，不能将是否有专门的理论著作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独立的标志，关键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涉及到文体本质的东西。《庄子・寓言》所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对于寓意的寄托性作出了深刻的说明，也使得此后的寓言在寄托寓意方面都受到此理论的影响。先秦寓言的主要特点和功用已经在《庄子》中得到表现。另一方面，《韩非子》中寓言专集《储说》与《说林》的出现，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寓言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储说”即是积聚传说故事来说明一定的道理，“其说在……”的“说”便是具体的故事；“说林”也是“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此处的“说”更带有故事性与寄寓性，这正是寓言的本质特征。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寓言叙事模式在战国中晚期已经成熟，以后的寓言基本上便遵循着这种叙事模式。（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