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每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道路。作为有着8亿多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比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低40%左右。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
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难以吸引外来人口
记者：以往，我国发展小城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造成类似于印度、孟加拉等国家的“城市病”。但是，盲目和孤立地建设小城镇是否能够吸引住农民，不让农民涌入大城市？
马：一般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伴随着城市化，特别是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化进程还会加快，农村人口开始迅速向城市流动。这些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自由的，他们进入城市的门槛和成本相对不高。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户籍隔离制度，导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和成本非常高，最终使得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被逐渐弱化，有大量农村人口已经转移进城市。但是，同工业化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落后。许多人担心一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将涌入大中城市，可能造成所谓的“城市病”，这才有了“大力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大战略”的提法。从政策上，我们也确实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支持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际结果并不遵循先向小城镇、然后再到大中城市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比重还在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大中城市能从两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很大的吸引力，一是城市规模大，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公共服务条件远远好于小城镇。也就是说，无论从就业收益机会还是享受公共品服务方面，大中城市都要比小城镇好得多。小城镇特别是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由于缺乏支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落后，就使得它难以吸引外来人口。
警惕小城镇出现的“农村病”
记者：那么，应该怎样认识现阶段“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思路呢？
马：客观上讲，“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在实践中遇到了挑战。我认为，在中国不考虑同大中城市的联系，孤立地发展小城镇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发展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4 8倍。二是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品的社会效益差，导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耗费资金分摊到人均投资水平上明显偏高。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当前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在10万―100万人规模区间有正的净规模效应，在100万―400万人规模区间城市规模效应最大。三是由于小城镇城市功能残缺，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往往造成非农产业企业不愿也不敢进城。结果是当小城镇建设起来后，因缺乏支撑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最后使小城镇成了“空城”。四是在小城镇缺乏支撑产业的条件下，一方面一部分进城农民会出现“两栖化”倾向，即有一段时间在城镇，另一段时间又在农村，农民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离农；另一方面由于进城农民找不到稳定的职业，一部分人便会利用城镇建筑物保留的空间养猪、养兔、养鸡鸭，甚至种瓜、种果、种菜。如此一来，城镇又出现了“农村病”。
记者：大力发展小城镇中是否存在着拔苗助长的现象？
马：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大城市的辐射和产业的集聚，大量的小城镇依托大中城市蓬勃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物流、价值流、信息流和人流的聚合。而在中西部特别是远离经济发展中心的地区，依靠行政力量人为加快小城镇建设则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些地方的生态本来就比较脆弱，过分地聚集人口，会破坏生态环境。更加可取的办法是鼓励劳动力向外转移。应该鼓励当地农民向发达地区、城市密集区转移。为此，政府可以做许多事情，如培训农民，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减免各种外出打工办证收费，促进他们向城市密集区和经济增长中心转移。走“以大带小”的城市化道路
记者：您认为既可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又适合我国城市化的道路是什么？
马：我认为根据土地、水等资源稀缺的国情，最理想的模式是围绕一批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发展城市网络群，走“以大（中）带小，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以此形成功能互补、产业互济的城市群。这样，城市间可以共享公共品设施、互补城市功能、集成和聚合物流、价值流、信息流及人流，有利于节约各种资源，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群，这个地区城市发展迅速，大中小城市（镇）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农村人口在大幅度减少，城市人口在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