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单是一种智力上的探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过程。学者的探索动机、价值取向对于学者个人的成长和整个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20世纪以来，我们虽然学习了西方科学和科研体制，但科学所内含的“理想主义”文化精神――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探索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功利主义的盛行
学术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
科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它只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第二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技术活动，它以实用为最终权衡标准。前者可称为理论科学或纯粹科学，其主导精神是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后者可称为实用科学或技术，其主导精神是技术理性（实用理性），它关心的是如何将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技术过程。在历史上，由此形成了“为求真理而认识”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和“为求实用而认识”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西方学术在其发端时期就确立了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生成的求知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有关于此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梁启超将此论直称“为学术而学术”，并甚为推崇此一治学精神。因为，只有持“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心态，我们治学时方能形成“坚忍之态，永久之注意”，如此“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人之文学”方有可能得以成就。尽管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功利主义在西方科学的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始终受到理想主义的牵制。“为求知而求知”的学术价值取向是西方近代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中国学术则不然，历史上我们没有形成“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基本特色，这使得古代的先哲们在思维方面并不真正注意理论性的东西，不注意“是非”、“真理”本身的价值，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的智慧上，“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初的一代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师，如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都注意到中学与西学的巨大差别―――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他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所缺乏的是探究自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然而“经世致用”的传统学术价值观并未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发生根本性动摇。由于受自身思维传统和外部思潮（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双重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功利主义是阻碍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科学功利主义就其根本特征而言，即是将科学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增强国力、教育人心的手段与工具，它看中的是科学的实际效益与社会作用。在科学功利主义的推动下，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本身特别是技术也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速发展。然而，功利主义也给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常常把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科学发展政策过于偏重应用性的规划研究，对基础性的自由研究重视不够；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发展，轻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和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
近些年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差别、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科学管理和决策部门的重视。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在科学发展政策上已有所调整，既强调社会需求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充分肯定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特殊性，强调要鼓励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努力为科学家的探索性研究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于摆脱实用主义对科学创新的桎梏是极为重要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功利主义在中国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即学者个人在学术研究目的上的名利主义价值取向。20世纪4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说：“现代所谓‘知识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一种干禄的工具。我曾听到一位教授在编成一部讲义之后，心满意足地说：‘一生吃着不尽了！’”（《朱光潜全集》第4卷，转引自裴毅然文，《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24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要义不在于把知识的尊严、学术的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在于把追求真理视为人生之最高价值，而在于将知识作为通往社会塔顶的攀援之梯。进军科场，仰望权利，升官发财，乃是大多数封建士子人生的必由之路。遗憾的是，这种旨在求取功名利禄的传统学术价值取向到今天还有影响。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最近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重名利是中国科学鲜有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少中国科学家学而优则仕，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定位于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就做个官，即使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成功的标志也是升官发财，这是阻碍中国的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文汇报》2004年6月22日）丘成桐教授之所言，实乃切中我国学术界之时弊。
功利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是我国在科学上无法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目前科研人才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20年代，仅有7名教师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了71名本科生，从中诞生了包括两弹一星功臣在内的21名院士。而重科研、轻教学却成为目前我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培养学生需要教师付出很多，对教师本人的学术成长也没多大效果。但是教师从事科研，却可以比较快地看到成果，这些又与职称、名誉、地位等息息相关。中国科学要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用心培养出顶尖的科学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需要理想主义。
学术研究要有理想主义的价值理念
我以为，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精神。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真理，科学就其本原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驱动，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好奇虽说是人类的天性，但它也需要后天的自觉养成，以及外部环境的细心呵护，否则就会泯灭和被扼杀。科学上的自由探索，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宽容的学术氛围。杨福家教授有一篇题为“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的文章，他讲的“大爱”就是宽容精神。他说，正是这种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科学倡导宽容精神，允许人们“失败”，通过“宽容错误”以“激励进取”。所以，科学研究既要明辨是非，又要宽容待人。一项研究课题一经立项，就要求出成果、出文章，是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宽容精神也是一种民主精神。要容许相互对立的学说同时并存，充分尊重不同见解的发表和坚持的权利。只有思想兼容、百家争鸣的开明精神，才能保证各种假说互相撞击，形成科学的理论。
献身科学为使命的志业精神。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过去西方人的敬业精神源于一种“天职感”（calling），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使命感”，相信自己从事的工作是神圣事业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卑微的工作，也会从中获得某种超越的人生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韦伯提出人们应该树立一种“志业感”（vocation）。它与职业感有所不同，职业感仅仅遵守市场经济的交易和信用原则，只要获得更高的收益，从事哪一项具体的工作是不重要的。立志感与特定的活动相联系，一个人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时，所获得的不仅是物质、金钱、名誉这些外在报偿，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感和自我的价值实现。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的《自述》中讲到，“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页）科学，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是一份“非此不可”的志业。丘成桐教授指出，在国外，他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辈子把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兴趣的。而这正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具有的志业精神。
无私利性的求真精神。作为学者，首先应有献身科学的精神，把追求真理作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标。无私利性即“为真理而求知”，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或最高价值取向，它要求学者为“科学自身的目的”做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创造为己任，以追求真理真知为最高利益，反对将科学作为谋取私利的敲门砖，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把追求权力、金钱、地位等作为目的。真正的学者应淡泊名利，对科学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切不可以科学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勿容置疑，个人的名利是激励人不断进取、不断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但如果学者把追求名利置于追求真理之上，那就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目的。科学是求真之学，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五四”以来，“科学”观念已深入国人之心。然而，在科学精神方面，即知识共同体对理性的至上强调，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以及学者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和高度自觉，我们仍还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从当今中国学术的实际看，我们面临的科学启蒙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弘扬科学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在我们民族中培养起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萌发出来的热爱真理、追求知识的求真态度和理性觉悟，确立一种非功利的学术价值观――理想主义价值观，是绝对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