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思维运动”，90年代，这场“运动”波及我国，近些年来愈加兴盛。由于演绎逻辑特别强调推理过程的规范性和结果的必然性，因而成为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以及思维创新反思的焦点，一种误视与错解演绎逻辑的倾向也在逐渐凝成――演绎逻辑只是依据严格
演绎逻辑在形式上的严密性与精确性是勿庸置疑的，除此之外，在批判性与思维创新等方面，演绎逻辑是否会失却其功能与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演绎逻辑是科学知识或论据系统化的工具。零散的科学“知识点”何以能够形成科学知识的系统或体系？这是演绎逻辑所使然，是演绎逻辑将分散的科学“知识点”依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演绎逻辑也是将各种论据进行系统化的工具。论点要由论据来支持，分散、孤立的论据何以可以支持论点？它需要演绎逻辑去组织。没有演绎逻辑，零散、孤立的经验事实与思维创新的“火花”就无法上升到系统性的高度。
其次，演绎逻辑是思维创新中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演绎逻辑自身就具有思维创新的功能。思维创新应该有两种类型，一是将既有的彰显出来，二是将未有的创造出来。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德波洛意的“物质波”以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都是演绎逻辑的产物，也都是思维创新的成果，更不用说现代演绎逻辑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中所发挥出来的强大的创新功能了。另一方面，演绎逻辑是保证思维创新具有成效性的关键。思维创新特别强调思维的发散，强调直觉、顿悟与灵感等因素的参与。然而，创新思维研究表明，没有解题目标的思维发散是“幻想”状态的，这种状态的思维发散并不能导致思维的创新，真正具有解题功能的思维发散，都可以规约为“If then”试错性产生式。不难发现，它的框架是内含演绎的；至于直觉、顿悟与灵感等，是认知在瞬间实现了“格式塔”的转换而使解题目的得以实现，只因其生发的偶然性，过程的高度浓缩性，而使人们无视了其中潜在的逻辑演绎而已。思维创新与演绎逻辑并不相斥。
第三，演绎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可以互用，主要是关注日常论证问题。但批判性思维更偏重于对既有思维成果或方法的检讨或评判，评判的方式不外乎是追问既有思维的正误问题。追问何以可能？演绎逻辑是其基础。从前提到结论，演绎逻辑是保真的，即前提正确，过程合乎规则，其结论就一定正确。反之，从结论到前提，演绎逻辑是保假的，即如果结论是错误的、不可靠的，就说明其前提一定有问题。伽利略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黎曼和罗巴切夫质疑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都是演绎逻辑用于批判性思维的成功范例。演绎逻辑不但不是维护教条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质疑教条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演绎逻辑作为批判性思维中的“硬件”，批判与辩护之间的论争就难以找到“共许”的衡量准则。
第四，演绎逻辑是辩证思维现代化的基石。在把握认识对象的动态性和整体性方面，辩证思维有着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然而，模糊、笼统的传统辩证思维，很容易滑向相对主义与诡辩论。辩证思维的精确性当然不可能通过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去实现，而只有通过演绎逻辑尤其是现代演绎逻辑才能得到严格刻画。况且，在特定领域中，演绎逻辑本身就是辩证思维的范例，比如哥德尔定理和对角线引理等。只有通过演绎逻辑的严格刻画，辩证思维才能除却其模糊笼统的缺陷，才能发挥出更强劲的认识功能。
第五，演绎逻辑是抵制后现代“碎片化”思潮的有力武器。事实真理的相对性为后现代“碎片化”思潮提供了“有力”证据，即所谓没有绝对确定的东西存在。然而，演绎逻辑却可以肯定地告诉我们：逻辑真理是穷尽可能的、普适的、确定的，这里不是“碎片”。通过普适的确定的逻辑真理，我们可以把握相对的事实真理。
第六，演绎逻辑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无疑，一个“合理的决策”必然是通过使用理性（推理）的决策。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是一个使用推理来决定做什么或信什么的人。南京大学张建军教授认为：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在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无序”、“失衡”、“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和有序化、规范化方面，“逻先生”的确有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一种长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综合与概括，而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所以，张建军教授所谓的“逻先生”是特指演绎逻辑的。
西方传统思维长于分析，在它的“骨子”里，演绎逻辑一直居于本位，即便是极力鼓吹突破演绎逻辑的束缚，也难以彻底割舍其演绎逻辑之根。对我们而言，本来就不长于此，况且引进的演绎逻辑还没有真正融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如若再误视与错解演绎逻辑，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演绎逻辑是万能的，也不意味着不需要探究演绎逻辑之外的逻辑形式或思维方式，只是为强调应该正确地理解演绎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