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虽然也是一种地域文化，但它肇源最早，历史最悠久，在诸地域文化的发展中居于先导地位。河洛文化形成的历史可以在《尚书・洪范》找到重要信息。
《尚书・洪范》形成的年代很早，其雏型应在夏商时代。殷人有册有典，已为大家所共知；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有文字也是无误的。以此而论，《汉书・五行
《洪范》篇本身文字并不多，但它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篇章。“洪”有“大”意，“范”则为“法”。“洪范”即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它形成于何时？历来争论不已。但据诸文献的记载综合分析，它在夏代已有了雏型。上引《汉书・五行志》所说：“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夏代及至后世常常把夏代出现的成就都记在大禹的帐上，已成了“常规”习惯。《洪范》虽在夏代有了雏型，但不一定和大禹有直接联系。夏代已有了文字，孔子就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 孔子尚能掌握一些由文字记载传下来的夏礼，可见殷人有册有典，夏人也是有册有典的。不光是《洪范》，《尚书》的其它一些篇章也是由历代陆续积累汰选形成的。到周代初年，《洪范》才基本定型。人们或许会问，一篇文献为什么还要历经三代、长达一千多年才能定型？道理很简单，夏商周三代在制度、文化上虽有差异，但又有内在的延续性。三代之间在政治方面的相互继承与发展正是《洪范》历经千年才定型的重要原因。
几乎在与《洪范》兴起的同时，河洛文化也步入其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进程。河洛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同样的一个历史条件，即要依托于一个政治中心。早在夏代，河洛地区就成为夏王国的政治中心。据《逸周书・度邑》曰：“自洛?延于伊?，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索隐》曰：“言自洛?及伊?，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古本《竹书纪年》曰：“大 太 康居斟?，羿亦居之，桀亦居之。”按古代文献记载，斟?，在今河南巩义市与偃师市之间。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集解》：“瓒曰：‘今河南城为直之’。”《集解》说的河南城即指洛阳。诸多记载足以表明河洛地区是夏代的中心地区。目前的考古发掘也一次次提供新的证据。在距洛阳仅有20多公里处的偃师市二里头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本身与文献中所说的斟?，其距离几乎相差不多，甚至有人认为二里头遗址即为夏人之斟?。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城墙，最近还发现了大路、车辙和宫城，显示出政治中心的“王气”。爰至商代，河洛地区仍不失为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春秋繁露》说，商灭夏后“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帝王世纪》曰：“殷汤都亳，在梁。又在偃师。”《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括地志》则说：“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师西十四里。”到了西周时期，虽然其都城在丰、镐，但由于三代的承继关系，河洛地区仍是其政治上的一个中心区域。周代初年，武王伐纣后，在回师的路上就与周公共同认识到洛阳为“天下之中” 见《何尊》铭文与《史记・周本纪》等 ，认为新的统治中心应定于洛阳。不久武王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一切权力由周公掌握。在克殷后七年，周公就开始兴建洛邑并使其成为统治“东方”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洛邑建成后，有宗庙、宫殿，俨然是周王朝的另一个都城，周王还经常到洛邑巡视并在洛邑发布政令。《尚书》的《多士》、《洛诰》等也都是在洛邑发布的政令的记录。三代皆以河洛为其政治中心的史实，在《史记・封禅书》中也有明确反映：“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正是河洛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支柱。
《尚书・洪范》，特别是那涵盖《洛书》中的65个字，可以说集中地反映了河洛文化的精髓。河洛文化与《洪范》都是经过百年、千年的沉淀积累而成，《尚书・洪范》对河洛文化的发展有着神奇的、独特的推动力量，并且二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促进作用。在此，试举一例予以说明。《洪范》所保留的《洛书》中的65个字中，有一条曰：“次三曰农用八政。”是说在九畴大法中第三条是农用八政，也就是说八政中以农为首。对此释向有不同说法，司马迁直接将农释为食，认为是“食用八政”，即八政以食为首 见《史记・宋微子世家》 。郑玄也持相同说法。而张晏、王肃皆曰：“农，食之本也。食为八政之首，故以农言之。”按，张晏、王肃之说是可取的。从现今考古发掘可看出，夏商周三代确以农业为主。有趣的是，考古工作者前几年在洛阳市郊皂角树遗址中的一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炭坑堆积中发现了炭化野大豆籽粒。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以实物证明了“五谷”的起源是很早的。甲骨文中大量的有关农业的记载也反映了殷人的重农思想。及至西周，透过文献以及铜器铭文，仍可看出周王是何等重视农业，甚至经常亲临农业现场巡查。总之，三代的重农思想与《洪范》所说的八政中的以农为首是一致的，同时也反映了发达的农业是河洛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