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组织出版《杨绛译文集》后，就希望接着再出《杨绛文集》，可惜没有争取到书稿。如今，终于看到印制十分精美的八卷本《杨绛文集》问世了，心里委实高兴。认识钱锺书、杨绛先生已经二十多年了，首先，随遇而作，展现了一种自然美。杨先生在自序中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这些话，固然有自谦之意，但我觉得讲的确实是真话。纵观杨先生的作品，除翻译外，大多是记事、记人、回忆、抒情、写意、论学、评书，这类散文、随笔，其题材都来自作者的生活，或随事即兴，或偶感而作，因而写得自然，耐人品味。像人们熟知的《洗澡》、《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等篇，都是以杨先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干校劳动和“文革”陪斗中的亲身经历有感而作。时下有些作家的文章，明显是故作卖弄和哗众取宠。而杨先生这些文章，真诚，质朴，没有做作，更没有矫情，给人一种特真实、特自然的感觉。请看《洗澡》中丁宝桂做检讨那一段描写：丁在检讨完四条错误之后，先是“坐下茫然四顾。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虽然脑袋还在水上，身子却直住下沉。”而在检讨被大家拍手通过之后，“丁宝桂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乎下泪。他好像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一路回家好像是浮着飘着的。”作者把做检讨前后的心情，做了反差极大的对比，读来令人感同身受。类似这种展现自然美的文章，还有很多。
其次，这部文集提供了许多有关钱锺书先生的信息。钱先生一向拒绝张扬，极少写文章讲到自己，以至他的学术思想、乃至他的处世待人，都留下了不少被人关注的“谜”。特别在钱先生逝世以后，对有些“谜”的不同解读仿佛更多了，有的简直被猜歪了。杨先生凭着她对钱先生最真实的了解，有许多篇文章，对钱先生的创作思想、写作背景、真实意图，以及某些事情的原委，都做了很好的诠释、澄清或补充，这些，对于“钱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比如，《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详细叙述了《围城》产生的前前后后，算得上是一篇好“书史”，连钱先生都在一篇专为杨绛写的《书识》中称赞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尤值一提的是，《为无锡修复钱氏故居事，向领导陈情》一文，恳切地重申了钱先生向来反对为个人建纪念馆的严肃态度。这件事恰巧我可做个见证。因为我也曾受托去向杨先生索要供陈列用的展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杨先生明确回答我：“要建纪念馆，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文集中首次发表这封“陈情”的信，使人们对钱锺书先生那种厌恶浮名的思想，无疑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最后，这部文集选材的取舍别具一格。许多人编文集，大多都是把自己的作品尽量收进去，即使明知有些文章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也往往强调“还原历史面目”而照样收录。而《杨绛文集》却不是这样。杨先生在“自序”中说：“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我非常赞赏杨先生这种删留的原则。像《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一文只有三百多字，但它佐证了《围城》绝非传记这一史实；《窗帘》一文也不过八百字，但却写出了隔离又不隔绝的哲学道理，这类有“一得”的小文，留得好。至于删的，我注意到，在“大事记”中提到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确实没收；钱先生逝世后，有一阵对他的谣言蛮多，我曾看过几篇杨先生为澄清事实而答复的文章，而文集也一概未收。联想几天前杨先生还在电话中对我谈过：“凡会对别人不好的事，我绝不会去做。”像这样“谨守忠恕之道”，可以说，既是杨先生的人品，也是她的文风。
《杨绛文集》胡真才仝保民任吉生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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