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知城市的现代化在19世纪中期已经启动，其启动之先导是现代的工商经济；而乡村的现代化则与城市的现代化有很大不同，除在时间上要晚近半个世纪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由“新学”而启动。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封闭落后的文明帝国，迎头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其二，由“新学”而顿挫。新学教育失去了往日旧学教育制度的整合机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这样新式学校成为城市的专有物，而乡村教育发展则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精英为求得新的社会资本纷纷携资离乡。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一，乡村文化衰落，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格局从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其二，乡绅继替中断，乡村社会权力蜕变，基层政权痞化，社会控制逐渐失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其三，乡村经济衰退，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本已衰败不堪的乡村社会陷入全面危机之中。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不但使得刚刚由新学教育开启的乡村现代化之门立即关闭，并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从理论上说，现代化过程中人口、人才的城市化，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但为什么在中国20世纪之初新学教育兴起后，吸纳了大量乡村人才、资金等资源而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并没有反过来带动乡村社会一起向现代化迈进，而是进一步拉大了本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并使中国乡村沦于残破不堪的境地呢？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城市的工业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只是一种畸形的繁荣，民族资本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缓慢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并不可能。其次，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坐大，国家基层政权僵化，乡村社会权威痞化。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也无法改变农村的失控和动乱，农民依旧处于毫无保障的生存状态。因此，虽然新学教育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城市化蓬勃发展的势头，但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像火车头一样牵引着乡村向现代化快速挺进。
其三，以革命为出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鉴于乡村社会破产的种种现实，受过新学教育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中国广袤的农村，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发起、组织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乡村建设学院等社会团体，试图从改造农村教育入手，达到改进农村生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目的。一些党政团体也鉴于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农村改革”或“农村改造”的政治主张，连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地方军阀当局，也高嚷要“救救农村”和“复兴农村”。一时间，打着各种口号的农村活动或农村试验的乡村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统计，30年代初期，全国从事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他们建立的乡村试验点或实验区有1000多处。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满目疮痍的农村，他们的努力无异于精卫填海。“走向农村去”的急切呼唤，既不能改变农村精英流失的困境，又不能挽救乡村政权日趋蜕化的趋势。农村依旧贫困，农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绿色的农村已经成为社会革命的温床。当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发动农民反抗旧军阀的统治时，当时的社会状况就显得较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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