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骄”一词大概最早出自《庄子》。《庄子・达生》讲了一个纪?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故事。周宣王急不可待，十日一问，但纪?子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第一次答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第二次是“未也，犹应响景”，第三次是“未也，犹疾视而盛气”，第四次才勉强说“几矣”。这个故事是借养鸡讲养心的道理，一个人要
乾隆帝对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视为奇货可居的贡物一点也不感到稀罕，还夸口说什么“天朝大国，无奇不有”。这种态度被后人视为典型的民族虚骄心态，甚至以此作为解读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大致不错的，但又必须注意到，后人得出这一认识主要还是因为今之视昔，可以历史地看问题，所以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占了一回充当事后诸葛亮的便宜。而按诸实际，凭心而论，当时的乾隆帝东征西讨，江山一统，万国来朝，也是事实，所以在英使面前说几句大话的资本是有的，虽然有那么一种凌人之气，但这“气”其实来得并不怎么“虚”。
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总是打不过西方列强，而满嘴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又不愿师夷长技，所以越是挨打，越是滋长一种虚骄之气。在19世纪60年代，高唱“臣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调子的士大夫坚决反对洋务运动，反对学习西方，洋务派被逼急了，让他们拿出抵抗西方坚船利炮的法子，大学士倭仁倒也慷慨陈辞：“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向清帝建议，只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就能轻轻松松地征服夷人；反之，如果像洋务派那样，“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结果呢？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就不消说了。弄得最惨的，是那位西太后，不但个人的那点虚荣之心、虚骄之气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大慷国家民族之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虚骄的教训实在是够沉痛的。但后来人好像并未从中吸取多少教训，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在与日本军国主义做生死搏斗的时候，还有人提倡什么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人个个仁义，这就天下无敌”。这种大言不惭，这种虚骄误国，真是比阿Q还要阿Q。
大概因为在西方的炮舰政策之下无论怎么强调“华夷之辨”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同时也因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所以即使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也难免在虚骄之后又生出一种自卑的心理。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就弥漫开来。而这时候，来华的西方人也正是一副盛气凌人模样，没几个愿意正眼去看中国文化。在这种内外交侵的被动局面下，民族自信心也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号称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唯科学主义弊端终于暴露出来。在那些为西方文明的健康发展寻找药方的西方学人中，有一部分人终于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文化的人文特性颇感兴趣，难免说几句恭维话以肯定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有趣的是，在中国立马就引起强烈反响。生活在周围普遍笼罩着颇为自卑甚至使人窒息的空气中的国人，好像溺水者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激动得不得了，虚骄之气也随之而生。梁启超是主张变法维新学西方的，可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转了一趟回来，就号召中国青年“开步走”，到西方去传播中国文化，拯救那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人。倒是全盘西化派迎头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如胡适说：“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全盘西化固然不足取，但胡适在这一点上还是对的。虽然唯科学主义不是万能的，但不讲科学光讲仁义道德显然是万万不能的。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言，秦国的败亡缘于“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的确是警世妙语，但愿今人长思之亦常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