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又决不是简单地重复。19世纪下半叶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欧美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纪之交的经济理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21世纪初的经济学又将重现19世纪下半叶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来临。除了老制
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凸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汉弥尔顿指出的，人类在某种领域中探索的进展常常与其他领域中的进展是互补的，而且，如果某种领域中的突破是划时代的，那么它就会对许多其他领域中人类的思维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不确定性思想，20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与目前仍被牛顿主义所支配的主流经济学相反，新的世界观则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
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告诉我们，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要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也会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上的判断，这就是演化经济学将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有可能在21世纪下半叶领导经济学的国际潮流。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与林毅夫和汪丁丁两位先生的观察相同，但观点不同。林毅夫认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当时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1世纪30年代很有可能超过美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和剧烈的制度变迁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汪丁丁则把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归结为“大范围制度变迁”，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我赞同他们的这些观察和看法，但我不同意他们对新古典主流的绥靖态度，因为如果要处理“大范围制度变迁”，我们不仅必须打破新古典假定不变的所有前提条件，而且也需要一种更新颖的方法，而这正是演化经济学一直在尝试的工作。总而言之，追随西方主流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之上，如果没有重大理论创造，中国的经济学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第二个理由是基于生物学中的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原理。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突变的突现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每一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它与其他物种的共演的时候，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这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就是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这不仅解释了历史学派不可能产生在古典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的英国，也解释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在历史学派曾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繁荣起来，更说明了演化经济学的大发展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这不是灾难，而是机遇。
如果只从边际革命算起，新古典经济学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演化经济学如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才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其发展受到了主流经济学思维很大的影响。因此，演化经济学不仅非常弱小，而且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但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我们不仅要敢于接过这种异端的工作，而且还要勇于批评它。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妄自菲薄，因为中国经济学的草创需要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否则，领导未来的经济学新潮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正如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精练和综合，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一样，这项工作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目前的演化经济学视野仍是有较大局限性的，例如，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则重视不足。因此，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更广泛的异端传统进行较全面的综合。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当我们在世纪之初瞻望演化经济学的未来之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科学的母体，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新创造的产物。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吾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演化经济学译丛》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底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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