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
我少时生活过的地方现在所发生的改变令人惊叹。一个平静的城乡结合地带，突然之间就像孩子们手中玩耍的积木块，推倒了，又重新垒了起来，平地拔起的住宅楼正告诉路人或住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这里永远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乡村了。土地和宅基地被开发掉了，农民做梦一样搬进了
其实，没有人真的去怕死的。即便怕得很，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些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六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他们的父亲、祖父、祖父的父亲，还有更多的人，都在这里降生又在这里死去，生和死在这片土地上就如同那些树木和庄稼，一茬子一茬子行进着。谁也不去想。只有面对某个具体的死者时，人们才肯叹息一两声，也是很不经意的。死亡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哀叹中比活着本身节奏更加明快。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是节日，死亡同样也是节日。
住惯了土房子的人，一旦住上新楼，心情固然是复杂的。这还不光是搬迁带来的新鲜和激动。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这一辈子都让他们在那种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土房子里度过，他们丝毫也不会感到不惬意的，相反，他们会觉着平静，心情舒畅，又有谁能一下子割舍对老房子和老地方的念想呢？那些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四五十年或更久远的土房子，少说也迎接过两代生命呀，它们经风历雨、寒暑易节，墙皮早就脱落斑驳了，房檐下的椽子腐朽不堪，房顶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柴泥又都被岁月悄悄地剥去了，可依旧倔强地挺着，只要不发生强烈地震，它们就不会倒掉，还会像以往一样去迎接又一代生命。所以，那些在自己的土房子里度过了漫长而艰难岁月的人们有些舍不得离开，他们临走前从房子里搬走了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大梁、椽子、行条、扁席、炕桌、土炉子、装煤的木箱、碳钳子、炉钩子和所有箱箱柜柜、桌椅板凳马扎子，就连门前的树也想全部挖走。树显然是挖不走了，即便挖出来，可种在哪里？房子搬空了就开始拆牲口棚子和鸡窝，一根棒棒也不想落下。其实，拆下来的多数东西都送给更偏远一点的亲戚们了，把娃娃的姑爹舅舅们统统召唤来，让他们尽情地把剩余的东西想办法弄走。
接下来就该处理那些活物，驴是万万养不得了，猪也要杀了卖肉。有的还想把鸡带到楼上的阳台里去养，为的是一天能得到一两只鸡蛋，却被人挡了，说简直胡闹，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于是，只好忍痛割爱。看来，住楼就是要让人把一切沾土的东西都撂掉（除过两只脚片子），然后才能像模像样地钻进楼门洞里，从此深居简出。
在一个黄昏里，家终于被彻彻底底地搬空了，似乎一样东西也没有落下。到处是一派萧条的景象，就好像是一队鬼子兵刚进过的村子。那些老年人毕竟对老房子有感情啊，咋能说一声走就走，头也不回呢？他们最后一次走进自家的院子，坐在门槛原先的位置上，目光穿过尘埃在每一样东西上停留作最后的惜别。井是哪年打下的、羊圈是哪年增添的、下房是哪一年翻盖的、院里的砖墁地已有些年头了、梨树和葡萄藤还是娃娃的爷爷亲手栽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话半点不假。这样想的时候，竟又有点败家的羞惭。
第二天一早，开发公司的推土机就雄赳赳地开进来了，那些残墙破壁顷刻之间就被推为平地。在飞扬的尘土中，许多老人在不远处朝工地这边张望着，他们神情凄迷，老泪婆娑。恰恰被一些面带笑容的年轻人瞥见了，他们冲老年人打趣，你若是舍不得，就去躺在机器下面档住，看它敢不敢从你身上轧过去！
日子在人们的怀念和畅想中过去了，低矮破败的老房子再也看不见踪影，盖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好像只过了一个夜晚，高楼就矗立在人们眼前。昨天和今天只隔着一层雾，太阳出来，雾就散开了，眼前的一切恍若隔世。深居在高楼里的农民在最初的几日怎么也睡不着，至少，睡不踏实。他们也许总还惦记着牲口没有及时赶进圈棚，鸡和狗忘了喂食，街门是否上了闩。这些琐碎的事情他们惦记了大半辈子或整整一生。
三年级一班
这个班共有51名学生，男生27人，女生24人。
之前，我跟校长见面，才知道学校面临着许多问题，师资力量薄弱，教师调动频繁，拖欠教师工资，书本费收不上来，等等。还有，现在推行义务教育了，升学不成问题，教师积极性明显减弱，反正要全盘端的，教好教坏都一个样了。
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届时，将有一台学生自编自演的文体节目，包括队列广播操比赛。这些活动与我小时候相似。“六一”是诸多节日中惟一属于孩子们的，孩子们应该高兴。山里的孩子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要给三年级一班的学生代课，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班的任课老师临时请假外出办事，二是我想跟这些孩子面对面交流。按照课程表安排，我得先给他们讲两节语文课。那是第27课《五彩池》，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文章，像散文。首先，我得像模像样地将课文朗读了一遍，还好，当着51双眼睛和耳朵，我没有卡壳或念错某个词语。接着，我得把课后的生字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并标注汉语拼音。这时，我听到身后的学生们正在麻雀般叽嚓不停，这跟我们小时候还是一样的，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这个不速客。他们也许觉得我不太像个老师。
第一堂下课铃声响了，我总算带着孩子们把将近20个生字学完了，我感到有点口干舌燥。我提问几名学生站起来念那些生字，他们竟然都念对了，除了个别的发音有问题外。比如“昆仑”这两个字的前鼻音，他们一时半会儿很难念准。我只好把“春天”两个字写出来，他们同样把“春”念成“chong”，并显得理直气壮。他们说老师就是这样教的，而且，语文老师从来不说普通话。看来，这不是孩子们的错。
有关语文课还有一些插曲，比如，我为了让学生对“奥”字印象深刻一些，我在它左边加上三点水旁，在它右边写下“门”字，他们念出“澳门”来。可是，当我提问有谁知道“澳门”是什么时间回归到祖国怀抱的，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甚至将香港、台湾与澳门混淆。于是，在第二堂课的时候，我和学生们一起唱那首家喻户晓的《七子之歌》，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歌名，但当我唱起“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时，孩子们开始随我同唱，歌声十分嘹亮。我相信，这节语文课他们至少掌握了“奥”和“澳”字，并在长时间内停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相对而言，数学课上得很完整，我讲完了一道例题，并让学生做了必要的练习。那是一道关于除法与加减法的混算应用题，说两支队修一条路3天完成，并告诉两队各修了多少米，问平均第一队比第二队每天多修多少米。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劲头很足，举手回答问题也很踊跃。这表明数学的重要性和优势所在，孩子们更喜欢用算术答案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离开前，我在校长办公室留下200套铅笔、橡皮和小刀，我希望在“六一”那天，校长能把这些东西作为奖品发给三（一）班的孩子们。
因为赶车，那天一早5点刚过我就爬起来了，清晨竟有些砭骨的寒彻。我忘了说，在山里，即使这时节，晚上还得睡在热炕上。他们每天都把炕烧得很烫。我哆嗦着站在村街上等车过来，车来之前我被一群孩子们围住了。我竟接连叫出他们的名字，杨梅，柯树林，马维宝，杨兰花……还有班长杨曙光，一个孩子举起手中的馍向我示意。我谢绝了。当有学生问及我什么时候还来，我多少有些语塞了。我身不由己，每天得去上班啊。这次能来，单位已经算是给我面子了。人得学会知足。我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还会来看他们的。
车开动以后，孩子们依旧慢跑着追逐在车的两侧，他们一次次像车窗挥手，使我眼前一阵酸热。
回到银川后，那几十双眼睛总在我脑海中闪现。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我相信简陋的校舍和陈旧不堪的课桌板凳同样能成就一个个好学的孩子。同那些长期致力于山区学校教育事业的人们相比，自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在这些老师面前，我只是浮光掠影罢了，我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吧。我的来去究竟会带给孩子们什么？我不知道。
也许，在不久的某个时间，我同样还会背起行包悄然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喧嚣和纷扰，离开城市中的自己。我知道，那是孩子们的目光在黑暗中引领我前行。
你或许无法回避这种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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