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针对图书馆的不满意见时常见诸媒体。作为我国藏书量最大、业务最为繁忙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成为人们格外关注的焦点。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国家图书馆并采访
困境之一：在公益与收费间寻找平衡
“从我们得到的读者反馈信息来看，有80％至90％的意见，是对一些项目的收费表示不满。”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
在国家图书馆转了一圈，记者发现，和几个月以前相比，读者在阅览善本、中文保存本和微缩文献时不再需要支付“资料费”、“提书费”，刻录一张光盘的费用也从以前的50元至150元降到了1至5元。
“国家图书馆的各个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每年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核批准的。”陈力介绍道，“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从今年8月开始，馆里主动取消了一些收费项目，简单地说，凡是和读者到馆阅览有关的收费项目全部取消了；同时，部分文献复制费也作了大幅降低。”
“既然图书馆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为什么还要收费呢？”记者问。
对此，陈力坦率地表示，国家图书馆部分项目收费，是为了弥补办馆经费不足。他说，尽管国家近年来对国家图书馆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与实际费用相比，仍有不小的缺口，其中一部分需要靠收费项目来弥补。其实，不仅是国家图书馆，全国绝大部分图书馆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在《2003年中国图书馆年鉴》上，记者看到，除西藏图书馆等少数几个图书馆外，其他各级图书馆的“经费自给率百分比”一栏大多都是两位数。
“但是，并不是所有收费都是为了外界所称的‘创收’”,陈力强调说，“很多收费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控制那些不必要的借阅，加强对图书的保护。”陈力举例说，国家图书馆有很多珍贵的古籍，部分读者只是出于好奇而借阅，频繁地借阅对这些珍品的保护是一种伤害。收取少许费用，是希望减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更好地使这些珍贵资源有效地得到利用。
然而，上述的不必要的借阅有多大量是无法统计的，而真正需要借阅的读者却因此而承担了额外的费用，显然也不甚公平。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国家图书馆修正了以往的作法，取消了有关阅览的收费项目。但是，有些问题并没能解决。比如，每周六、周日，一些信息公司大量雇人在报刊阅览室里从报刊上抄录各类信息。据国家图书馆统计，这些被雇用“抄条目”的人有时占据了95％至98％的座位，令其他读者无法进入阅览室。而在馆外，信息公司的人当场按抄写的条目多少为“抄手”付酬。有的“抄手”为了加快进度，甚至直接将有关信息裁下，造成馆藏报刊损毁。陈力表示，“抄条目这样的牟利行为，损害了其他读者的利益，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其他适当的对策。”
陈力坦言，“无论如何，过高、过多的收费会对图书馆的公益性基础有影响。但在现阶段取消所有收费，还需要财政方面的更大支持，同时也要在管理手段上有新的探索。”
困境之二：到馆读者与其他读者如何兼顾
“国家图书馆难道不是公共图书馆吗？”面对记者提问，几乎每一个被采访的读者都疑惑地反问道。的确，在公众的眼中，提出“国家图书馆是不是公共图书馆”这样“浅显”的问题实在让人感到有些可笑。但是，答案却并不是大多数人认定的那样。
“国家图书馆是综合性研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在国外，按惯例，几乎所有国家图书馆都不直接面向普通读者提供外借服务。”陈力解释道，“作为国家图书馆，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的立法和决策服务。同时，作为‘图书馆的图书馆’，它是全国书目中心、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和图书馆发展研究中心，要为全国图书馆提供服务。考虑到我们国家公共图书馆还很不发达，为了使文献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国家图书馆承担了本应由公共图书馆承担的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图书馆接待到馆读者的“门槛”越来越低：从最初的大学三年级以上学生降为大学一年级学生，1999年底又改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办证量越来越大：以往每年不超过1万个，而2004年除临时卡外，仅正式卡就超过36万个；开馆时间越来越长：从每周闭馆一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改为全年365天开馆，部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达到每周76小时；接待到馆读者量连年攀升：2000年为371万人次，2001年为453万人次，2002年为497万人次，2003年受“非典”影响仍达到448万人次。这一本来应由各级公共图书馆承担的服务，正日益成为国图最为庞大的业务。
在国家图书馆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高校云集、科研院所林立，但没有一家区级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而某些高校的领导也表示，自己的学校没有必要建图书馆，因为“附近就有全亚洲最大的图书馆。”
然而，大量涌入的到馆读者已经超过了国家图书馆实际接待能力，在为部分读者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另外一些读者带来了不便。
在中文阅览室里，记者看到，开馆不久，阅览室便坐满了读者，稍微晚到者便只能或站或坐在书架之间。大多数读者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看的以外语习题集或流行小说居多，由此，阅览室中相当大数量的馆藏资源实际上得不到有效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一项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记者的直观印象，据统计，在到馆阅览的读者中，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大中专在校生占51％，普通市民占22％，而国家图书馆原本设定的主要服务对象―――党政机关公务员和研究型读者―――只占27％。
尽管从今年10月开始，国家图书馆取消了对外地读者的外借图书限制，面向全国读者服务，但事实上，外地到馆读者毕竟还是少数，国家图书馆对读者的接待能力终归有极限。作为全国书目中心，将过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为到馆读者服务，必然会对国家图书馆的“主业”产生了一定冲击。“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加工迟一天完成，全国上千家图书馆的图书就会晚一天同读者见面。这对全国其他地方的读者是不公平的。”陈力说。
陈力表示，同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相比，国家图书馆在管理和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国图重视每一位读者的批评意见，会竭尽所能为到馆读者作好服务，同时也呼吁读者能“善用图书馆”。“事实上，很多读者需要的图书在就近的图书馆也可以借阅到，对这些读者来说，长途奔波到国家图书馆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也是一种浪费。即便附近的图书馆没有，通过馆际互借的渠道，国家图书馆也可以将图书或相关资料发送到当地图书馆。尤其对于外地的读者，这样的方式会更划算。”2003年，国家图书馆向全球非到馆读者提供的服务已经达到25万册件。
如何解困：理念更新和制度保障并行
“看上去矛盾焦点似乎集中在国家图书馆，但由此反映出的却是我国图书馆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国新教授说，“以前，人们把利用图书馆及其文献信息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但如今人们意识到这是自身的权利。公众对图书馆的要求变了，所以，尽管近些年来许多图书馆在办馆理念、职业行为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公众并没有因此放弃或减少对图书馆工作的批评。其实，在向现代图书馆迈进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都曾先后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近期对图书馆的批评意见，有的已不局限在个案是非的争论上，有的引用了《公共图书馆宣言》。公众开始了解并认同现代图书馆精神，这令图书馆界人士颇感欣喜。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主任范并思教授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图书馆界都在提倡公共图书馆‘以文养文’，试图通过图书馆的创收性经营解决政府公共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直到近几年，我国图书馆专业人士才逐步认识了现代图书馆需要立法支持、公费支持、免费服务和无区别服务等基本原则。”在范并思看来，图书馆对有些项目开展收费服务，是部分弥补社会公共资金投入不足的不得已的行为。
“收费可以作为应急措施和临时性的办法，但不能因此变成一种制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子舟教授认为，“在目前尚不能完全取消收费的现实情况下，哪些项目可以收费，收取多少费用，不妨借用价格听证会的形式，让各方都来参与意见。但收费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政府加大投入。”
对于国家图书馆的多重职能，范并思认为，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国家图书馆最好不兼作公共图书馆。“用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规格、图书加工深度、图书存贮水平和图书馆员素质，从事通俗书刊的借阅，甚至提供场地为附近中小学生提供自修，其成本远远高于通过社区公共图书馆达到这一目的。”
面对千军万马涌向国家图书馆这样大型图书馆的现实，李国新表示，当前国情不仅需要国家图书馆承担公共图书馆的某些任务。同时，其他专业性、系统性图书馆也应该如此，以缓解图书馆资源非常紧缺的状况。为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有图书馆都必须作出超越自身性质、职能的贡献。“中国这一代图书馆人注定是栽树的一代，不是乘凉的一代。”李国新说。
“加大投入、转变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这16字方针是国家对于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在投入仍需加大、公共图书馆资源整体不足、管理和服务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的背景下，在向理想迈进的关口，需要国家、图书馆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互信和支持，早日将图书馆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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