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别是历史急剧转变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只有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才可能形成有时代特色的思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迹，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明清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及其后继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光大就是一个例证。
明末清初是社会各种矛盾激烈爆
黄宗羲特别强调投入时代潮流的自觉性，反对“天崩地解落然与吾无与”。为此，他首先运用其师刘宗周有关气的哲学思想，用以改造阳明后学以精神性的浩然之气来解释气的观点，提出“天地之间只有气”、“气外无理”、“心即气”的气本论命题。因为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哲学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形而上的领域，而物质性的气正是由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与物都由气所派生，属于形而下。这样就避免了阳明哲学造成的脱离实践的流弊。在形而下的史学中，他大力提倡史学经世。这也正是他开创的浙东学派的一大特色。其时，他一方面是倾心尽力抢救、保护先进的汉文化，于是《明文海》、《明史案》、《明儒学案》等问世了；另一方面又反思历史，于是条具为治大法、闪烁着我国早期民主主义光辉的《明夷待访录》在雨窗笔削中成书了。晚明又是西方自然科学第一次传入中国的时代。黄宗羲以开放的精神，对待耶稣会传教士传入的历算之学，并与他们交往，研究他们的著作。亲撰《西历假如》等多种历算之书。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有二：一是“实开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二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开创以后王锡阐、梅定九等以同样观点研究西法的风气。特别是“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由此观之，黄宗羲在其开创性的学术领域中无不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黄宗羲逝世后，他的后裔出于对他的崇敬，有意继承他的事业。于是在黄氏家族文化中显现了一幅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典型画面。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了父亲抢救汉文化的未竟之业，帮助和续修《宋元学案》，但未完成，赍志以殁。黄宗羲私淑弟子全祖望和他的玄孙黄璋，继续补修，终于完成了《宋元学案》这一巨著。他们在这件事上继承了黄宗羲在此书中体现的学术上严谨治学精神，以及在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高压政策下保存先进文化的民族精神。值得指出的是，黄百家在世时，在康熙的右文政策下，中西文化交流蔚为时代风气。黄百家继承了父亲会通中西的开放精神，与传教士南怀仁等频相交往，为明史编写《历志》，写《利玛窦传》。他著《天旋篇》一文，多次引用西人测算的数据，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地动说和第谷的七重天说，这些都是黄宗羲所未有的。黄宗羲虽信服西方历算之学，却认为这些西法是我国古代固有的。而黄百家超越了黄宗羲的局限，认为西方历算之学“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
到了晚清时期，黄氏子孙仍在试图继承祖上事业。同治年间，黄俞林“少绳梨洲公之祖武”，与太平军合作，因而以通洪杨罪被判永远监禁。他的儿子黄楚九在上海实践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倡的“工商皆本”思想，“蜚声于上海商场”。他有意识地以其所生产的龙虎仁丹，向垄断市场的日本“翘胡子仁丹”发动长期而激烈的商战，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把日本仁丹逐出中国市场。黄宗羲另一族孙黄元吉则对“工商皆本”思想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合乎其道，“士固贵也，而农工商亦贵也；不尽其道，农工商固贱也，士亦贱也。”黄宗羲的命题，尚未把农工商与士在社会地位上并列，黄元吉却认为一律平等。他是在新的时代里，为民族资本家呐喊。他还说：“商者货殖亿中，商界领袖值此商战之会，决胜自在指挥间耳。”他所说的商战，主要是针对列强的经济侵略。黄俞林、黄楚九和黄元吉继承了黄宗羲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新的时代里融入了新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这是近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清末，黄宗羲的六世孙黄炳?，继承其祖的历算之学，同样会通中西，著有多种历算之作。他还担任宁波辨志书院的天算斋斋长，专门讲解历算课程，开宁波由旧式书院转向新式学堂的先河。他还认为，第谷的“本、次均轮之设，皆为虚象，而星本行不如是也”。黄氏祖孙，在研究历算上随着时代发展，一代胜于一代。黄炳?还把所学用于实践，测量余姚沿海经纬图，阅六月而成。中法战争时，朝廷把他的《测地志要》一书分发各道统帅，做到了学以致用，用于国防，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传统文化的继承，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有了抽象继承，传统就能代代相传而成为传统；有了具体继承，传统就能随着时代进步而成为新的传统，使传统绵延不绝。即从明清浙东学派特别是黄宗羲及其后继者那里所体现的民族主义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工商皆本精神、学术创新精神、严谨治学精神、开放精神等，就足以证明，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体现新的价值，是浙东学派的主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