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去对孩子们讲演，希望他们亲近文学，告诉他们这是和未来的优秀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优秀”这个词汇又究竟怎么来写它的解释呢？是业绩意思上的，还是生命意思上的？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是只有内心才真实明白的？
女儿还没有生下来，我其实已经想了：“以后一定要让她非常优秀。”这就是三岁时为
因为这期望，我也就快活不起来；因为她的不快活，我有了很多白头发。
我的“家喻户晓”的《女儿的故事》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她也写出了几乎“家喻户晓”的《朝北教室的风筝》。我是在叙述她的童年，可是叙述之前我已经明白，我讲出来的将是一个童年消失的故事。女儿呢，则是在文章里，仔细地写着从小到大地背着那个很重的书包在路上行走。她终于不敢像一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去到天空里飞翔，而飞翔起来的只是那张被我扔的她的不及格的数学卷子。
她得了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很多人却为这个故事哭了很久。陈村说，这是他读到的中学生写自己的最让他感动的故事。我流着泪对自己说，这是以童年换来的。女儿的童年和我的许多许多的快乐。
童年应该是一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虽然父母希望那手里的线牵着别断了，可是总要飞翔了才是一只风筝的生命，这是我为什么总喜欢唱陈升的特别难学的《风筝》的原因。
温迪、约翰、迈克尔他们为什么老是在夜晚的时候从窗口飞出去玩？其实他们哪里真的玩成了呢？统统都不过是梦。英国的达林先生、达林太太和中国的父母们没有非常多的区别，有些区别的是英国的巴里，他在那么多年前就搞懂了童年，看见了童年的心思，所以写得出不朽的《彼得・潘》。
我崇拜用老式打字机写出了《万花筒》的依列娜。那个叫安绍尼的男孩，他四处地逛悠，爬到很高的索尔斯勃雷山顶去，也走进修道院院长的厨房和卖蜂蜜和旧货的商店；看约翰凿石头，看木匠埃利锯木头，用手摸着那些像翅膀和小鱼一样的木纹问：“它们在动吗？”吉姆一年只干九个月活，还有三个月总是像一根木头似地躺在森林里，手里拿着烟头。原来他是在听树生长！安绍尼也跟着一起听了。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他竟然就真地听见了地底下种子们生长的颤动，橡树的，白蜡树，山毛榉，那是未来的怎样大的一片森林啊！而且，他还听见了自己这棵树的生长，很多年后，是长成一棵弯弯曲曲的山楂树，还是一棵又高又直的枫树？
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的安绍尼，童年却像万花筒般的丰富。它们成了他的心。惠特曼说，它们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它们在他的后来甚至可以伸展“好几个时代”。
每个星期六，我背着包，去文苑楼里的那个教室，给研究生们讲这样的作品，诵读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浑身都盈满生命的诗意。开电梯的阿姨说：“你这样快活！”我说：“是啊！”
克里斯问我：Professor梅，你说快活还有吗？
他问所有的美国父母，中国父母：你们说还有些什么呢？
克里斯就是写《每个孩子都应该做的101件事》的。
克里斯说，还有让孩子傍晚的时候出去待到天黑，看着星星出来。
让他们在自家后院搭个帐篷野营。
让他们追逐蝴蝶和尝试用舌头和睫毛去接触雪花。
让他们一整个下午荡秋千，或者是爬到树上坐上几个小时。
让他们做一做冰淇淋，让他们拍拍照片。拍晚饭后，爸爸不是满面笑容地在收拾餐具的样子；也拍小猫在吃饭和院子里的蒲公英正在生长。
让他们写一封感谢信，为亲人送了他们的一个礼物，为老师培养了的一个兴趣。会感激的人才有仁慈。
把一些轻软的布料剪成12到16英寸大小的正方形，再把它们捐到当地的动物收容所，让动物们的笼子可以变得舒服一些。
学习两个简单的魔术，露一手给大人们瞧瞧，得到真正的惊奇和喝彩。
为自己做一个儿童书架，在阳台上种一棵西红柿，在瓶子里种几棵西葫芦。
探索探索其他国家的文化，还要研究研究自己的长辈。
星期五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分享他们一周的学习成绩，哪怕最好的成绩只有78分，努力了就应该庆贺，把78分的考卷装进像框里，骄傲地挂起来。
还有，一定要学会吹泡泡糖，把泡泡吹得很大，“砰”，爆掉了。克里斯说，这都是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做的事。
克里斯的提醒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很迟到。对童年的关怀和认识，盼望优秀和让童年有自由、丰富的生命享用，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否则美国人尼尔不会写出《童年的消失》，克里斯也不会写出这本我正在连连称颂的书。
童年对我来说，已是一件遥遥回望的事，对我的女儿也已在淡出，可是对于无以计数的很多很多别的孩子，它还是未来，是没有开始。
我们还来得及整理思路、修理观念，让女儿的故事儿子的故事有一个轻松的开始、喜悦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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