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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古文献研究感言

2005-01-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灵庚 我有话说

从事古文献研究,常常为找不到一条合适的书证感到苦恼。早年我读到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姜氏将《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的“汤禹”,释为“大禹”。说“古书皆言‘禹汤’,已成通例。如《墨子・公孟篇》:‘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他如《左氏传》

、《荀子》、《吕览》诸书皆然,而决无倒言‘汤禹’者。此汤必不指商汤言,明矣。”(《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2页)于是姜氏释“汤”为“大”。以后有人在介绍姜氏的学术成就时,常把“汤禹”这个条目当作重要发明向学人推荐。当时,我只能表示怀疑,不敢贸然提出异议。因为要破姜说,有两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一是在秦汉古书中到底有没有“汤禹”这种说法,二是没有将“大禹”说成“汤禹”的书证。一般的工具书是帮不了忙的,而到浩如瀚海的古书中去查找,又谈何容易?

1993年,我开始用电脑写作,发现这玩意儿比在纸上写作省事多了。如果要在自己一部上百万字书稿里查找某个词语或者修改某个词语,真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平时,我还有抄书的习惯,在这以前,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满满地装了两只大纸箱。但是翻阅这些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于是,我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这时我真正悟到电子数据的好处:《楚辞》(包括王逸《章句》的洪氏《补注》)里任何一个字、词的意义、用法、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这等于给自己编了一部《楚辞索引》,可以充分利用这本书的文献材料。这大约是自己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最早的一个电子数据。于是我萌发了制作古籍数据的念头:要是将自己常用的几种古书做成可以任意检索的数据该有多好!但是,凭个人抄书的办法实在是无法达到的。

大约是1999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邮购了一套《国学宝典》的软件,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虽然那时的《国学宝典》数据容量不是很大,但是先秦两汉文献的基本典籍差不多全了。我就用它检索“汤禹”这个词,发现《楚辞》三例,宋玉《钓赋》一例,《韩非子》一例,《吕氏春秋》一例,《汉书》二例,《论衡》一例,《书・尧典》孔《传》一例,《淮南子》一例,《曹植集》一例,《申鉴》一例。以后又发现《全陈文》一例,武则天诗一例。以上十五例“汤禹”,都指商汤和夏禹,没有一例是指“大禹”的。说明姜氏的“发明”不可靠,禹汤、汤禹,二词在秦汉之世是并存的。姜氏的“新说”倒是从另一面引起我思考:秦汉之时为何将“禹汤”又倒作“汤禹”?这个问题在电子文献数据中无法直接找到答案。但是,我在探索研究过程中,还是发挥了电子数据的应有作用。首先,我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得到启发。《世说新语・排调》第12条:“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余氏说:“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类。”(《世说新语语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792页。)其说凿破混沌。我发现“汤禹”即属其例。汤,平声;禹,上声;平声汤字居先,上声禹字在后。后来,我用《国学宝典》数据检索,发现《庄子・人间世》:“禹舜之所纽也。”《荀子・赋篇》:“法禹舜而能?迹者耶?”贾谊《新书・数宁》:“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何以易此?”《盐铁论・诛秦篇》“禹舜,尧之佐也。汤文,夏商之臣也。”《白虎通义・三正》:“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以上四例“禹舜”,禹上声;舜,去声。上声禹字在前,去声舜字属后,未较其时之先后。详审屈赋中,他如兰蕙、兰芷、荃蕙、草木、云霓、霰雪、鸾皇、鸡鹜、燕雀、凫雁、鸟兽、时世、媒理、江夏、幼艾、声色等等,皆属此例。利用电子数据,对这类词语进行调查、统计,比起用做卡片的方法,不仅快捷、方便,而且可以到穷尽的地步,过去学者是无法想象、企及的。

自此以后,我对古籍整理、古文献研究数据化发生了浓厚兴趣,我周围的许多朋友也都迷上了数据,并各自运用电子数据库的技术为学术研究服务。但是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是一门专业很强的学问,对文献数据的要求甚高,使用电子数据的材料确实要慎重,电子数据的材料确实不宜直接引用。不过,它可以很快检索到自己所需的各种材料,且这些材料的书名、卷数、篇名都很快详尽地显示出来,只要把调到的材料出处和原书核对一下,不就行了么?不是很方便么?我的朋友吴战垒先生是当今文献名家,他发现《世说新语・德行》第40条有两种断句法,一种是:“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24页)一种是“盘”字上属,“外无余肴”为一句(徐震?《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42页)。吴氏以为后者是正确的,而且还找到了出土于东晋墓葬叫“五碗盘”(一只碗内粘有五只小碗)的实物。但是,《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词书均未收“五碗盘”的词条。吴氏苦于未找到《世说》以外的书证,不敢贸然写文章。后来,我利用《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数据,帮他在《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南齐书・崔祖思传》等文献里找到十多条书证,还发现“五碗盘”又作“五盏盘”,说明“五碗”之碗,即是“盏”。要是这些书证用老办法、死工夫,一本书一本书去找、一页一页去翻,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而且肯定有遗漏。而在电子数据中查找,只需一、二分钟即可完成。吴先生至今不会电脑,但他已经体会到了数据库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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