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于清代大兴，正如张舜徽曾经指出的，“这样的专家历代都有，而以近三百年为最多。”（《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考据学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证之清代考据学，信然。如阮元在自陈其治学宗旨时说：“余之说法，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经室集〉自序》）汪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他总结清代学界正统派学风的特色，举列十条：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超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梁氏在总结清代学术的同时，其实也在提倡一种科学的学风。所列十条，对于今天的学者，都有规诫的意义。今天学界讲求“学术规范”，批判“学术腐败”，其实有时仍然是在重复强调治学的某些原则。
所谓“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其他两种“认为不德”者（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相比，这种被认为是“大不德”，说明在清代考据学者的眼中，“剿说”严重违反了一般学术规范，而且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钱大昕的自述可以作为“剿说认为大不德”的补充说明：“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廿二史考异〉序》）所谓“郭象、何法盛之事”，即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所指出的学术史上著名的剽窃丑行：“向秀注《庄子》，而郭象窃之；郗绍作《晋中兴书》，而何法盛窃之。二事相类。”
郭象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何法盛事，见于《南史・郗绍传》。作者在谈到徐广《晋纪》时，写道：“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专列“窃书”一条，写道：“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已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顾炎武在引录《世说》“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之说后，又议论道：“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他还说，“《旧唐书》：姚?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没名字，将为己说。?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因此，他叹曰：“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钞书自序》，《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
现代学术形势，同样是“著书之人几满天下”，虽然多是“有俊才”者，对于清代考据家“?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或者“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的指责，似应自我警戒。除了道德自守之外，也应当考虑学术的时代形象，我们实在不希望后人谈论“今代”学术，一如清人之鄙薄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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