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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位置:在“世界文明”与“现代学术”之间

2005-01-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叶隽 我有话说

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四部分之,即“经史子集”。西方的传统学术,其实也有相应的划分,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有所谓“七艺”(辩证法、修辞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之说,但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可将之与四部之学相比并论。可以比较的是在中世纪大学兴起后逐渐

形成的学术体系。应该说,大学的出现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构阵地,一般形成“文学、神学、医学、法学”四分天下,但有的国家自有特色(如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就设四部:哲学部、神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哲学部代替了文学部。参见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新增相关学部,如工程学部等。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神学和经学基本对应,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转化而来的学问。在西方,由教会统治而转化为神学学术;在中国,则是因了儒家主导而发展出经学学术。哲学和子学倒是颇有共通之处,当初哲学的兴起,就是针对神学独尊的局面,作为一种挑战者而出现在西方学术的谱系之中;最初时颇受打压,但最终得成正果,跻身学术之重要殿堂,日后甚至取代了神学的地位。不过,子学却没有哲学这么好的运气,它的重要性只是在与经学的相伴共生中才体现出来。集学可以勉强理解作文学,但西方的文学部显然含义更为广泛。史学一门,国人甚重之,而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却久久未得独立。相反,在学术殿堂上久居重要位置的是法学、医学两门具有“经世致用”意义的学科,而以“致用”为自身特征的中国人,却未尝将这两门列为其学术根本。中国人当然不是没有医学和法学的传统,“中医”之自成系统,“法家”之学说惊人,都是最好的例证,但他们却不得列入正规的学术体系。在这方面,正可见出中西思想的重大差别。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在19世纪由西学东渐刺激而展开的,到了20世纪初期,才逐步完善并形成自家的体系,即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此中,留学归来的学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推举的,当然有奠立根本、确立制度的蔡元培;也还有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此处即以陈氏的相关论述作为参照。陈寅恪有两句话值得特别推敲,一句是:“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这段话关系到现代学术的根本原则和策略,十分重要。首先,陈氏非常看重在学术史传承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人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师巨子”在陈氏的心目中地位极为重要,故强调学者的文字事业不但关系到“学术兴废”,同时亦可能决定“民族盛衰”。这就是所谓精神学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然后,陈氏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传统的继承,二是对创新的要求,而后者更为重要。最后是结果,即学术著作应当能转移时代风气,更能对未来形成典范意义,用较为流行的话语来说,前者是要求发明出属于当代的“时代精神”,后者则是形成范式构建。

陈氏的另一句话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段话谈的是如何才能达到“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境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人必须对前人有所突破,这才能显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义,这就是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高度重视。在陈氏心目中,“外来学说”与“本民族地位”是相对应的,只有两者的相互融通,才可能达到有所创获、建构思想体系。我在这里补一句,不仅如此,还需将本民族地位纳入到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中去审视考察。具体言之,就是这些外来学说,一方面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同时亦有其作为世界文明共同体中一员的共相性,正是由其各自的特殊,方构建出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存与复杂共生。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宏观多元之后,我们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本民族之地位”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国学,就应恢复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学。当然,不妨添加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但首先是对传统的自觉继承。在“世界文明”之中,我们要把握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还要能够竞争突围,成就自己的国家与文明!那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现代学术”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中国学术,不应以西方的尺度和标准来衡定自己的内容,并改装成西学的模样。说到底,就是“国学”的定位亟须厘清。

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当年清帝国以极为强大的国力,而设海禁、自我封闭,乃有日后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超前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才能确保在未竞的现代性大赛中自保乃至发展。就当前来说,中国在世界文明形成的时代里并未占有先机,如何求生存,求发展,乃是不得不未雨绸缪、忧患多多的问题。但这些表现在现实运作中的诸多表象,其实在根本上仍决定于自身学术的明确定位与传承创新,因为此乃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层面中居于制高点的“灯塔”所在。国学位置的明定乃至新建,乃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它既有望孕“时代精神”于其中,亦同样为不可逾越的属于这代人的“时代命题”;它既关乎“世界文明”整体形成过程的“多元共生”,更可能决定“现代学术”之完全成立的“二元对峙”。作为“东学”(即“东方学术”,这一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以儒家与佛教为根源的东方之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国学”的意义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西学”与“东学”的对立互补得以成立,那么,不但“现代学术”的整体图景将会改变,“世界文明”的整个构建方式也必然会走向根本上的多元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人自身来说,“国学”的重新省思与新建,更意味着“中国学术”概念的真正崛起,“中国精神”的明定与获得公认,能成为华夏一民族生死以之、在继承传统与开创未来之间可以坚持前行的重要资源,寻到属于自家可以真正立足的“精神与文化资本”。设若如此,“国学位置”的找寻,就更加显得迫切与必要。陈寅恪一再强调: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由是观之,其含义真可谓深长悠远,其见地真可谓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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