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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议中的赛珍珠

2005-02-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卫林 我有话说

在中美两国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赛珍珠(Pears.Buck,1892―1973)可说是事功累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作家、活动家。然而对赛珍珠而言,在新中国享有至高无尚地位的鲁迅的评语,也在长时间内,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成为决定她命运沉浮的标尺。

赛珍珠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写中国题材的作品而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作家,她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在中国度过,一直视中国为第二故乡(这点连鲁迅也认可)。直到晚年,她还向有关方面申请访华。当然,赛珍珠的热爱中国,与作为炎黄子孙的爱国情结,尤其与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但赛珍珠身受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文化熏陶,以仁义、博爱情怀,在行动上切身关注贫苦阶层的命运,在文化上致力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不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其正向价值,就是对新中国以后乃至当今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赛珍珠的工作业绩也仍可视为弥足挖掘、利用的文化资源。

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视差,以及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赛珍珠的作品传入中国后,既受到某些相应的好评,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尤其不被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所看好。

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他关注的主流是民族存亡、国民性再造等深广博大的命题。同时,他也以“中国文化守夜人”(王富仁语)的自觉使命感,时时观察着中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坛的动向。在赛珍珠的《大地》被译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该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五年,鲁迅就在致姚克的信中有所论及,在有所认可的前提下,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批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至次年,鲁迅又对赛珍珠翻译《水浒》为英文时,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事,提出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这些评论,当然也和他谈论其他问题一样,极为深警精辟,非一般人所能及,不过也只是顺便提及,并非专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赛珍珠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他在1936年9月1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已考虑到对赛珍珠的评价中可能存在的不妥。只是由于鲁迅先生健康日下(写这封信后仅一个月,先生就去世了),已无时日和精力再顾及这一问题,从而使后人产生“鲁迅对赛珍珠其人其文均无好感”的简单印象。简单印象又被简单推定为结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人用以推波助澜,遂使赛珍珠及作品在解放后的中国长期遭到禁锢、抨击的命运。鲁迅对赛珍珠的并无恶意的微辞,自然也成为各类文章讨伐赛珍珠的利器。

平心而论,赛珍珠人文言行中的植根于基督教义的博爱,自然有诸多局限;她对中国的认识和反映,也不免如鲁迅所批评的肤浅。但若由此而将鲁迅对她的微辞无限上纲,把赛珍珠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予以彻底否定,甚至将她妖魔化,则几乎是绝对的偏见。且不说赛珍珠的终生言行体现出的对世界(自然首先包括中国)弱势群体的真诚善意,即是对鲁迅本人,赛珍珠也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和由衷的敬意。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到,就在鲁迅以不无轻蔑的语气评价赛珍珠之后的第三天(1933年11月18日),赛珍珠就向一位名叫章伯雨的来访青年问起鲁迅的情况,对鲁迅的学问、创作深表敬佩;对鲁迅的处境,表示由衷的关切和同情。1934年赛珍珠主编《亚洲》(Asia)杂志之后,又请斯诺撰写《鲁迅―――白话大师》,发表于该杂志的1935年1―2月号上。1936年9月号上,该刊又登载了斯诺翻译鲁迅的小说《药》和散文《风筝》,这大概是鲁迅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译文。鲁迅逝世后二年,为鲁迅所不满的《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尽管鲁迅若在世,很可能对此仍不以为然(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巴金就说:以前他不看好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还是不喜欢她),但赛珍珠却在授奖仪式上讲演《中国小说》时,引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许多资料。1954年,正当中国和苏联的文艺界齐声痛骂赛珍珠的言论是“猫头鹰式诅咒”时,赛珍珠却在《我的几个世界》中高度评价周树人“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只要把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人民结合起来,就能摆脱简单模仿”。1972年,也即赛珍珠辞世前的一年,她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又一次提及:“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写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当然,和赛珍珠对中国的了解一样,赛珍珠对鲁迅的了解和评价,和国内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评价,有着深度及高度上的明显差异,但在肯定、敬仰鲁迅的总体趋势上却并无二致。

其实,鲁迅对赛珍珠也并非完全否定,他也认可赛珍珠是爱中国的,承认她对中国有所了解,只是不如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刻。鲁迅对赛珍珠的微辞,也只是深刻而非对论敌式的尖刻。细读原话,可以发现鲁迅虽只是顺便提及,却仍是注意慎重立论,力求公允的。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在50―70年代的严峻对立,两国文化关系的解读也被纳入政治渠道考虑。赛珍珠及其作品在解放前就受到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作家群的贬斥,解放后,赛氏的各类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封杀,其人更受到中国及苏联文艺、思想界的敌视、诅咒。鲁迅对赛珍珠的真实态度,也在特定时代的政治气候笼罩下,被误解乃至曲解地利用。甚至在1975年批判水浒的政治闹剧中,赛珍珠也因为翻译《水浒》用名遭鲁迅非议的过节,被当作批判《水浒》的靶子之一,接受当时特定语言的抨击谩骂。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面的拨乱反正和冷静深入的文化反思,才使人们对赛珍珠及鲁迅相关评语的认识,终于回到正常文学评论的轨道。到新、旧世纪之交,对赛珍珠的研究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潮,不仅久遭禁锢的赛氏各类作品相继出版,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入,对作品分析更为细致,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以致学术界乐观地宣称:21世纪的赛珍珠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鲁迅的相关评价,也在这一热潮中被冷静客观而深入细致地体察领会,成为对赛珍珠及作品重新定位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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