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是游走于当代与历史之间的“场记”，他的身份与导演和演员不同，一向讷于言而敏于行。从古至今关于出版人的行状和书里书外的故事
说起这本刊物的前世今生，令人感慨。十几年前，宋原放先生主编的《出版史料》在上海出版，内容丰富，为海内外称誉，后因故休刊。在新世纪开局之年，经过老出版家王仿子先生热情说项，多方呼吁，积极筹划，得到新闻出版总署、民进中央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2001年终于在北京重新出版。开明出版社明知这类刊物不赚钱，每年赔进十几万元慨然承诺出版，令人感佩。《出版史料》以季刊形式面世，至今已出12期，它以刊载亲见、亲历、亲闻的重大事件和新发掘或新整理的出版史料为主，旁及掌故、佚闻，内容翔实丰富，有许多重要史料为首次刊发，更显珍贵。如邹韬奋先生挚友、生活书店创办人之一徐伯昕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了《韬奋先生的一生》，是一份极其难得的文稿，作者生前从未发表过。经过伯昕先生哲嗣徐敏整理后，交《出版史料》首次发表。在伯昕先生遗物中还发现了一篇与《邹韬奋先生遗嘱》不同的“遗嘱”。据邹韬奋之女邹嘉骊研究，这是韬奋遗嘱的原始版，它让我们重温了韬奋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向往，以及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
毛主席1949年9月为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人们耳熟能详。邓小平同志195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时，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当年同时题词的还有刘伯承同志。《出版史料》详细披露了这段史实，并刊登了小平同志题词的手迹。黄涛写的《中国高层领导与<星火燎原>》，记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对军队出版工作的关怀。这套书的出版经历了26个年头，其间经过与“四人帮”的激烈斗争。重温历史，金戈铁马如闻其声，使人备受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事业主流一直是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但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大跃进”和“文革”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出版事业如何被殃及池鱼，今天人们已经相当模糊了，40岁以下青年人更以为是天方夜谭。出版史专家方厚枢陆续整理、撰写了《“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文革”时期古籍及研究专著出版纪事》、《邓小平关心出版工作的一件事》等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讲到“大跃进”时，违反出版规律，废除书稿“三审制”，许多书稿初校后就付印，大批粗制滥造的书稿得以出版。如有一本书说：“过去只读过一年书的妇女，两天半的突击就认识了1800字”，有一个女工“竟在一小时内学了363个字”等等。发行工作也大放“卫星”，福建某县出动了1600名文教干部、教师，苦战十天，竟然发行和征订小册子180万册。这种浮夸的出版风造成了严重后果，1958年某大城市新华书店因盲目追求发行数量，积压的图书就达4110万册。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宣传部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版方面的严重偏差，作了指示。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30日专门发出通知，指出：“一切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必须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必须首先注意质量，考虑它的实际效果，决不要为出版而出版，为发行而发行”。这个“通知”提出出版物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缅怀和学习老一辈出版家的崇高品德和敬业精神的文章比较多。其中老出版家王仿子和范用关于发扬韬奋精神的文章情理交融，尤为感人。叶老哲嗣叶至善怀念叶圣陶先生的系列文章，栩栩如生，如陈酿新醅，回味无穷。袁亮回忆包之静的文章，使人看到一个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的风骨。老出版家王益《我的自述》一文，告诉人们什么叫生活书店优良传统，感人至深。长期担任出版界领导工作的宋木文，写了怀念陈原的文章，深情地回忆了陈原在拨乱反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以大智大勇的气概与极“左”思潮作斗争的史实，使人感受到学者陈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貌。针对三联书店的蒙冤与昭雪，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出版单位的命运，也常常同国家的大气候相联系”，道出了“国运盛则出版兴”的道理。
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出版工作的春天。《出版史料》发表了巢峰的《〈辞海〉的编纂和修订》、金常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建》、张静山的《盛世修典继往开来――〈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缘起》等等。这些文章翔实地记载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盛况，反映了出版人为建设先进文化所作的努力。
《出版史料》从2001年至2004年底已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详细介绍。仅从上述事例中就可以看出这刊物的史料价值，它以亲历、亲见、亲闻的手法，为读者描绘了出版史的长卷，记载了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艰辛，成功与失误，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它也是一口深井，清泉永无穷尽。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所说的，他的文章“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乎他的用处的东西。”鲁迅先生的道德文章，高山仰止，《出版史料》当然不及，但文章求真务实，如瓦碟，如小钉，对人们有益，有用，这颗心是相通的。在静夜里，我仿佛见到《出版史料》执行主编吴道弘先生又在挑灯编稿，摆弄“瓦碟”，为了出版界灿烂的明天，吴老今夜无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