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当代中国社会信用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社会信用的存在和作用范围，更在于实现社会信用的根本转型，即从传统的人际信用转变到现代的普遍信用。
信用是人们以可信赖的承诺去履行责任的方式，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肯定性
人际信用是依据于各种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信用形式，如依据血缘、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等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发生在特定的人际之间，因而人际信用也就是人们社会信用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信用依托于特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信用依靠已有的人际关系来维持和保障。这种基于特定人际关系的信用，是在长期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彼此之间不仅相互熟悉，信息比较对称，而且交往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性的，信用可以相互提供，并可以长期验证，因而往往比较容易发生，也比较可靠。由于这种信用的保障主要依赖于情感和道德，因而信用实施成本、风险也比较小。但是，人际信用局限于已有人际关系之中，其信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执著于人际信用往往会排斥对非人际关系的信任，对陌生人就可能既不信任，也不讲信用。与人际信用不同，普遍信用不是针对特定人际关系的，而是体现在所有交往关系之中，或者说是对所有交往者都讲信用。这种普遍的信用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交往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人们的信用意识不断提升而逐步形成的。普遍信用包括两个层次，即现实的普遍信用和理想的普遍信用。现实的普遍信用所依据的不是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是以现实的普遍需求和共同的活动方式为基础确立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就是其典型形态。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讲信用，不是因为彼此已有某种人际关系，而是根据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讲信用，或者说人们讲信用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法则。理想的普遍信用是基于普遍的道德信念而发生的，它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是主体在任何条件下都坚守诚信原则。一般说来，作为一种社会意义的理想普遍信用，是以现实普遍信用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对现实普遍信用的升华和超越。显然，相对于人际信用，普遍信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信用形态，其广度、深度和高度都远远超越于人际信用。
普遍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尺度。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人们之间的交易很大程度上借助一定的信用工具，通过各种契约方式来达成，交易主体信守契约是市场良性运行的基础。同时，现代市场交易不是一种特定的人际交易，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它要求讲信用不能因人而异，因事而变，而应该是一种对所有交易对象一视同仁的信用，即必须是一种普遍信用。普遍信用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要求，是衡量社会道德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准。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依赖度越来越高，因此，也越来越追求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一个国家或民族普遍信用的程度，反映了其社会化程度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个社会普遍信用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就越大，就越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信用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讲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儒家把“信”确定为“五常”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强调“言必信，行必果”。我国民间也推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的道德训诫。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信用，信用程度是以人际关系为转移的。儒家关注的是“与友交而无信乎？”而不强调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的信用。在中国人的现实信用行为中，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一个基本的依据，人们会依据人际关系的不同来确定是否可以信任和是否讲信用。马克斯・韦伯曾认为，儒家的君子缺乏信用意识。这种看法固然存在一些偏见，但如果从普遍信用的尺度来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程度确实不是太高。罗素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殊主义文化，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常常因人而异，因此，为人处事特别注重人际关系。这种特殊主义的文化在信用上的表现，就是强调人际信用，而不注意普遍信用。应该说，这种传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信用还具有浓厚的人际信用的特色，因人而异地讲信用还相当普遍。显然，这种人际信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信用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重构当代中国的信用体系，实现由传统人际信用到现代普遍信用的根本转型，是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构建普遍社会信用，首先应该从人们社会实践方式的拓展和更新入手。作为一种人们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普遍信用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只有在开放的、社会化的交往实践基础上，才能造就和培育出普遍的社会信用。因此，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人们之间更为自由和便利的社会交往平台，促使人们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交往，是促进普遍社会信用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对于每一个道德主体来说，应该以开放的意识和积极的心态，广泛进行社会交往，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领域，培育自己的普遍意识，在普遍的社会交往中，培育和提升自己的普遍信用意识。
其次，要构建一种健全的促使人们选择普遍信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作为一种道德行为，信用并不总是与人们的现实利益追求相一致的，有时守信会损害自己利益，失信却可以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就不会自觉选择信用。同时，如果守信的人总是吃亏，得不到社会的肯定与补偿，人们守信的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因此，要促成人们普遍遵守信用原则，就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安排，约束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不得不守信用，激励那些具有信用意识的人，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信用精神。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构成，就是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通过一个社会化的网络，对人们社会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公布，建立有效的惩罚和奖励机制，使任何主体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否定和惩罚，而坚守信用者则会得到肯定和奖励。这样，就会强化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讲信用的意识，从而促成社会信用的普遍实现。
再次，培育和形成一种普遍的信用道德文化。信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精神。就当前中国现实来说，普遍信用构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道德文化的重构，需要进行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清理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借助各种文化和社会手段，改造传统的特殊主义文化，逐步培育一种现代的普遍主义文化。还要通过教育倡导、舆论弘扬和各种文明活动，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形成一种在整个社会崇尚信用的风尚，培育人们对普遍信用的信念，拓展人们的信用视野，强化人们的信用自觉，促使人们逐步养成在任何条件和情况下，都坚持讲信用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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